善始善終
　　
    一個體現儒家思想的
　　
    完美主義者

　　歷史為什么選擇包拯作為“清官”的代言人？機遇往往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與其所處歷史背景不無關系。

　　包拯生長于北宋真宗，成于仁宗。宋朝一直沒有出現一個強勢時期，二帝奉行妥協外交，把國內的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放到首位，在社會各方面發展上取得了成功，因而出現了一個太平治世。

　　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北宋初年為穩定政權而形成的“祖宗之法”發展到此已經不能再適用，特別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時期，這種積弊尤為凸顯，比如冗官冗兵冗費等問題，改革的呼聲日漸成為政治強音。

　　“包拯生長于這樣一個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為方式、政治抱負、治國策略等肯定會打下時代的烙印。”四川大學宋史研究專家劉福生教授告訴記者，這種政治改革的訴求首先體現在一種文化的復興，如這一時期的“新儒學運動”，倡導改變唐末五代以來政權更迭，“君不君，臣不臣”，敗壞倫理綱常的“衰俗”，名臣們在儒家傳統思想中找到了革新朝廷風氣的資源，重新闡述、解讀的孔孟之道，充滿了時代的氣息。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讓后世耳熟能詳的儒家名臣，如包拯、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所以，在這個士大夫精神高度覺醒的年代，才孕育出包拯這樣的性格特征與思想境界，同時正直如他、敢言如他、碰硬如他，也有了安身立命、施展抱負的可能性。

　　這一時期，新興的士大夫階層漸漸成為政壇主流，他們倡導重視名節的風尚，包拯的青年時期受此影響，在求學的時候就已經注意自己立身行事的方式了。朱熹曾與弟子談起包拯學生時代曾拒絕一富豪主動結識的行為，因怕以后自己做官“為他日累”。由此可見當時對個人修為的重視。包拯曾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壁上，大意是后世子孫做官的，有貪贓枉法的，死后不得葬進包家祖墳，包家也不認有這樣的子孫。修身齊家至此，堪稱典范。

　　既沒有道德瑕疵而遭人詬病，也沒有受到政治沖擊慘淡收場，包拯的后世之名與他一生善始善終也有關系。“包拯的一生以儒家的評判標準來看是完美的。”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宋史研究學者孔學認為，“對帝王忠心耿耿又敢于較真，對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扎扎實實做了不少改革實事，敢于碰硬懲治權貴不法行為，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一股正氣。所以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都對這樣的人推崇備至。”

　　然而，也是由于性格過于峭直，讓包拯的一生分外孤獨。歐陽修在欣賞他剛直的同時，也委婉地提出他“思慮不熟” 。他過于嚴肅較真，又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缺乏技巧，容易得罪別人，所以他基本沒有私交。也許正是由于獨來獨往，讓他沒有陷入朋黨之爭，也不會拉幫結派，反而成全了他的獨善其身。

　　成全名節

　　一種推心置腹的君臣關系

　　在至高無上的封建皇權面前，歷代官場追求的都是“曲道”以避鋒芒，而包拯入仕后體現的卻是一種“直道謀身”的精神。事實上，只有至剛至烈的包拯遇上至柔至和的宋仁宗時，才會成全這種剛烈，“從某種意義上，是仁宗成就了包拯的后世之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宋史經濟史研究學者馬玉臣認為，沒有仁宗的容人之心，也不會存在包拯的政績與敢言。

　　仁宗為什么能容下包拯？仁宗天性柔弱，自幼又被封建士大夫按照符合儒家理想的君主形象進行培養，故待人寬厚。

　　皇帝“民主”，政治環境相對寬松，也就出現了像包拯這樣經常沖撞皇帝的個性官員。即使冒犯了仁宗，他也不會報復臣子無情打擊，更不會像明清一些皇帝大開殺戒，頂多生生悶氣，然后我行我素。試想包拯遇上一個稍微強勢一點的君主，早被流放殺頭了，哪里還有他施展的舞臺，就更別談后世美名了。

　　君臣之間的互相理解成全了包拯的名節，也成就了仁宗的“容受直言”，同時成為后世所稱道的一種君臣關系。

　　與君主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袒露自己、奉獻自己，包拯的忠誠讓他成為歷代統治者推崇的為官榜樣。“統治者需要一個忠臣的衛士形象，而民眾也需要一個為民做主的青天形象，這兩者形象的統一，歷史就選擇了包拯。”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宋史文化史學者張明華向記者談到，“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為什么包公戲在明清時期走上了巔峰，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在一種高壓政策下，官方呼喚這樣的君臣之道，民間渴望這樣一位正直清官。”

　　戲曲演義

　　一場沿襲千年的造神運動

　　清正廉潔、憂國愛民、執法嚴明的政治家歷朝歷代都不乏其人，然而，惟獨包公之名獨步天下，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包拯本身是個毋庸置疑的清官好官，但流傳至今的許多人們熟悉的包公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后世的附會與演義。”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代政治制度史在讀博士郭九靈認為，“如今人們熟悉的包公的形象，已經與歷史上真實的包拯相去甚遠，文學作品的再創作功能將包拯塑造成一個半人半神、仙凡合一的人物。”

　　從包拯到包公，再到包青天，由人變神的過程源自于一場沿襲千年的民間造神運動。

　　最初有關“包公”的歷史記錄是他的墓志銘，開頭便是“宋有勁正之臣，曰‘包公’。”人們尊稱包拯為包公，是因為他當時的名望，是人們敬佩仰慕他的品格德行，這里并沒有任何虛傳的成分，包括同時代的許多官員也有對其一些符合歷史事實的公正評價。

　　然而，在那個信息閉塞與信仰神權的封建社會，一個“救世主”式的德高望重者很容易就被推向神壇，許多其他官員的優秀事跡漸漸被疊加到包拯的身上，經過民間的口口相傳，杜撰與虛構的成分就越來越多。就在北宋神宗時期，包公的美名已經在宋境很有影響力，甚至還傳到了境外。據史料記載，當時歸順西夏的一支西羌因仰慕包拯之名要改投宋，并請求神宗賜包姓。

　　到了羸弱的南宋，由于內憂外患導致國力積貧積弱，民間更加呼喚像包拯這樣強干的直臣，其名頌揚不衰，老百姓爭相前往開封府拜謁追念包公，《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刻的“包拯”二字，因經常被信徒觸摸，竟被磨凹成一個小坑。也就在這個時期，有關包公的戲曲逐漸出現，到元代達到高潮，明清走上了巔峰。

　　通過戲曲小說這一當時最迅速有效又深入人心的傳播途徑，包公名貫古今，世代傳頌。“有句話叫‘后人知道的比前人多’。”馬玉臣認為，“包公戲經歷了南宋的話本小說，元戲曲創作，到明清改編成長篇演義小說，并不斷推陳出新，無論從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環境描寫、人物關系設置等各方面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文學藝術水平。所以，這個飽滿的形象無論在古代的戲曲、小說中，還是在今天的電視劇、電影中，都具有說服力、感染力，經久不衰。”

　　文學藝術加工讓包拯從平實樸素的歷史形象中成功抽離演變為極具神話色彩的“包青天”。據不完全統計，現存18 種元代公案戲中，寫包公審案斷獄的就達11種，如《陳州糶米》等；明清誕生了20種，明代《元曲選》100種戲里包公戲占10種；《京劇劇目初探》中有34種包公戲，像《鍘美案》、《鍘包勉》等保留劇目經久不衰；小說如七俠五義等題材更是深如人心。即使在當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長達200多集的臺灣電視連續劇《包青天》也風靡了大陸和港、澳、臺，甚至東南亞及歐美華人社會。

　　其實，包拯的戲劇化過程，核心是用儒家倫理觀念樹立與鞏固其道德意志，是對儒家倫理學說創造性的發揮和闡釋。那么，歷史的真實就顯得不再那么重要，被精神的真實所替代，因后者能同時能滿足統治者階層倫理綱常建設的需要與民眾階層心靈慰藉的需要。所以，包拯走向神壇是歷史的需要，是帝王的需要，更是老百姓的需要。

　　“老百姓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來自于道德評價標準，而這一標準就是由戲曲建立的。”河南大學法學院的楊高凡老師向記者闡述她的觀點。的確，戲曲作為古時老百姓公平輿論的倡導載體，既是老百姓獲得稀薄的歷史框架來源，也是他們樹立道德評判標準的“教科書”，戲曲的反映功能、美化功能、教化功能與批判功能自古就被發揮得淋漓盡致，那些包公戲中反映的人倫、忠孝、綱紀等道德主題，也正是體現統治階層宣揚忠烈主義與老百姓傾訴清官情結的統一。

　　這個滿足各階層精神訴求的藝術形象，在古代，是黎民百姓對“為民做主”的精神寄托，在當今，就演變為一種達成普遍共識的象征正義的精神力量。如同當年風靡一時的電視劇《包青天》中包拯扮演者金超群所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對包青天的信仰，就有對包青天的向往。”
   
    所以，當“包青天”成為一個歷史符號時，他本身是誰已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