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由我國少數民族鮮卑拓跋氏建立的王朝。到了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促進了鮮卑族和漢族的融合。由于政治局面的穩定和少數民族的加速漢化，多民族的融合，使疆域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同時也加快了宗教的傳播速度。隨著南北之間政治交往的和諧，文化交流活動的增多，促進了北方文化的蓬勃發展。因為宗教文化和漢文化的融合，在社會穩定的環境下，創造了大量的成規模的造像摩崖刻石。如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甘肅天水的麥積山石窟等。繁榮的文化又為書法藝術的繼承和發展開創了新局面，拓展了新空間。墓志造像題記等隨處可見。但是大字刻石多分布在齊魯大地，如萊州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位于青州的玲瓏山尤為集中和豐富。尤其是云峰山的刻石筆力雄強、氣勢磅礴，或端莊雄渾或縱橫高邁，有“北朝第一”、“文苑奇珍”之美譽。它與大基、天柱和玲瓏山的北朝刻石共同組成了“云峰刻石”。“云峰刻石”以一山之名概括四山刻石，證實了云峰山刻石至尊的歷史地位和書法價值。
 
    云峰刻石是北魏書法藝術中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揚帖抑碑，獨尊“二王”的積習，卻使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長期受到冷落。自隋唐至北宋500年間竟無人問津。北宋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在其《金石錄》中雖有著錄，也未引起后人重視，復沉寂山林又達數百年之久。直到清代乾嘉之后，碑學之風大盛，刻石才得以重現于世，為眾多書法、金石學家所推崇和著錄。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加強了對云峰刻石的保護管理。云峰山摩崖刻石在1977年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又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云峰山，又名文峰山，俗稱“筆架山”，傳說當年趙匡胤到萊州三山觀海，回頭眺望云峰，見山形酷似文房中的筆架，“筆架山”便脫口而出，遂流傳至今。云峰山位于萊州市城南7．5公里，西連高望山，東接寒同山，北眺大海，南毗群峰。山雖不甚高，卻峰奇林秀，奇石盤踞，景色宜人。云峰山上共有手書碑記、詩賦、題名等北朝刻石20余處，另有宋、明、清刻石20處，共計40塊刻石大小不一，形狀各異，并依山勢自然分布，形成一座天然碑林。“山不在高，有書則名”，云峰山不僅景色優美，更以其擁有眾多的北朝刻石而馳名中外。而這座天然碑林的開創者就是時任光州刺史的鄭道昭。
 
    鄭道昭，字僖伯，自號中岳先生，出身于河南的滎陽鄭氏。鄭氏在當時為中原四大望族之一。以經濟起家，以文章名世，“綿榮千載，聯光百世”。北魏孝文帝時更確認為漢族最高門第之一，并與之結為姻親。由于出身顯赫，加之鄭道昭“少而好學”、“博學明俊”又“好為詩賦”，是一個頗有文化修養的人。入仕后，鄭道昭歷官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秘書監、光青州刺史等職。任職期間，剛正清廉，深得民心，得史家好評�！段簳�》上說他“在其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他曾數次上表，建議興辦教育，為國家培養人才，雖然這些意見未被采納，但說明他在政治上是一個有見地、有抱負的人�？赡芤驗槭穼W家重其官職的評說，盡管鄭道昭的書法技藝之高，但在中國書法史上一度沒有大名載入史冊，幸好有云峰諸山的摩崖刻石存在，使我們今天能夠看到他精湛的書法藝術刻石。
 
    魏晉南北朝時期，正處于我國書法藝術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也是我國書法史上的另一鼎盛時期，篆、隸、草、楷、行各類書體日臻完善。北碑南帖自成體系，成就了一批著名的書法家。鄭道昭就是在這種學術氣氛濃厚的社會風氣下出現的。他寫墓碑端莊而內涵靈動，不僵不滯；詩有道家風儀，飄逸中有凝重，不流于浮華；抒情小品，玲瓏中藏厚重，不陷于佻撻淺薄。他的書法確是以篆、隸的筆法寫楷書，用筆是方圓并用。字體的分行布白也是參以篆籀的漢簡。所以能在謹嚴茂密中有疏散飄逸之美，在渾樸古厚之中寓有雋永之趣。他的用筆，圓筆以迥環婉轉出之，方筆若斧劈刀斫中鋒行筆。側鋒起筆，時而俯仰頓挫，時而直貫橫掃，在靜中有動，在動中有靜。逐漸形成了具有濃厚隸書意味的魏碑體。這種書體介于隸、楷之間，處于由漢隸向唐楷的轉化過渡時期，獨樹一幟，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
 
    《鄭文公碑》是鄭道昭代表性之作，書法界一般稱為《鄭羲下碑》，位于云峰山山腰，為鄭道昭紀念其父鄭羲（文公）所做摩崖。正文高280、寬360厘米，全碑1236個字，正書額題方筆大字“滎陽鄭文公之碑”，露鋒出筆，捺筆成角，鋒鍔森嚴，氣宇軒昂。整碑字跡清晰，刻工精良，雖經歷1500年的風雨，至今仍保存完好，其書法雄健寬博，圓轉凝重，取橫衍之勢，具有篆書筆法，隸書體勢，行書的縱逸風姿，楷書的端莊之象。集眾書體于一身，有云鶴海鷗之態，此書為魏碑圓筆的楷則，被康有為譽為“隸楷之極”。
 
    沿《鄭羲下碑》再上主峰，向西摩崖刻有著名的榜書大字《論經書詩》和《觀海童詩》，字體較鄭羲下碑更得天然之美，結體端莊寬博，用筆有方有圓，方圓兼施，于扎實穩重中力求飛逸與灑脫。鄭道昭在此山上除留有上述舉世矚目的摩崖刻石外，還有多處道教石刻和記游石刻。這些零星題刻大小不一，隨石形或橫或直或斜刻在山崖巨石之上，錯綜變化，蒼潤飄逸，表現了書家嫻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功力。歷代學者均有贊譽，康有為贊曰：“體高氣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像不盡”；包世臣評價此碑：“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趙樸初先生寫詩贊道：“方圓南北紛爭議，獨于此例無異詞，掖縣鼎鼎文物最，文峰山上道昭碑”。祝嘉先生稱鄭道昭為北方書圣，與南方王羲之并列，并在其《書學論集》中評價到：“云峰諸刻，則有方圓并用的，且粗的不覺其肥，細的不嫌其瘦，縱筆所至，無不如意，真是神乎其技”。
 
    清光緒六年（1880），云峰刻石拓本傳至日本，對日本書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日本書道界奉為“宇內正書之大觀”，紛紛臨習、收藏、著錄，并給予研究。云峰刻石的盛譽使東瀛墨客趨之若鶩。
 
    鄭道昭依他自己的文化積累和智慧創造出了楷書的一種成熟寫法，并巧妙地嘗試創造了部分漢字的簡便寫法，為我國現代的漢字改革及書法藝術由隸向楷的演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鄭道昭的書法藝術，不論字體的結構、全幅的章法，其遒麗渾穆，飄逸自然，確屬天成。人常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從鄭道昭書寫的《鄭文公碑》一類的刻石中不難看出他學識淵博，居官惠政，是一位卓有政績的封建官吏。從他大氣磅礴的《論經書詩》一類的書法作品中，似乎就可以看到他那虛懷若谷、放逸坦蕩的胸懷。由此可見，鄭道昭在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云峰刻石突出的歷史貢獻。
 
    云峰刻石，這個龐大的書法藝術群刻，也正以其絢麗多姿的風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朝書苑的盛況，為研究我國書法藝術的淵流及其發展歷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云峰刻石這朵書苑奇葩，將永遠閃爍著精粹的藝術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