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兩漢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確立并廣泛傳播的時期，特別是西漢后期和東漢時期，以經治國的理念日益強化，以《洪范》察變，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當諫書，幾乎被絕大多數官員認可。在這種情況下，循吏身上比其他官員顯示出更濃烈的儒學情結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行政觀念、為官做人準則比較接近儒家思想。

    本文摘自：《高敏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作者：孟祥才，原題：《論兩漢循吏的儒學情結》

    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循吏列傳》。在該傳中，他劈頭寫下的幾句話是：“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修身者，官末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在司馬遷看來，循吏就是本法循理之吏，盡管法令刑罰是治民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循吏為政治民卻主要不靠法令刑罰之威嚴，而是靠循理的教化。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只記載了五個先秦時期的人物，即楚相叔孫敖、石奢、鄭相子產、魯相公儀休、晉文公的理官李離。不知什么原因，西漢的循吏一個也未入傳。倒是在《史記·酷吏列傳》中，所記述的10多個人物全部出自西漢。司馬遷之后，歷代正史大都沿用了《循吏列傳》這一模式對此類官員加以記述和褒揚。只是名稱有些變化，除繼續用“循吏”外，也用“良吏”、“能吏”、“清官”等名目。

    《漢書·循吏傳》所提及的循吏有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嚴延年、張敞、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共16人。其中，董仲舒、公孫弘、兒寬、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張敞、鄭弘8人自有傳。嚴延年列在了《酷吏傳》，吳公在《賈誼傳》中提及。《循吏傳》記載的只有文翁、王成、朱邑、黃霸、龔遂、召信臣6人而已。《后漢書·循吏傳》記述的人物較多，計有衛颯、茨充、任延、钖光、王景、秦彭、王渙、譚顯、任峻、許景、孟嘗、第五訪、劉鉅、劉寵、仇覽、童恢，加上自有傳的人物如楊震、羊續等，大約20人左右。

    兩漢時期的循吏，盡管官職高低不同，品性千差萬別，結局亦各式各樣，但因為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條件、思想文化環境基本上相同，因而他們的思想傾向、行為模式、做人準則、治政撫民理念，還是有不少共同之處的。

    兩漢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確立并廣泛傳播的時期，特別是西漢后期和東漢時期，以經治國的理念日益強化，以《洪范》察變，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當諫書，幾乎被絕大多數官員認可。在這種情況下，循吏身上比其他官員顯示出更濃烈的儒學情結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行政觀念、為官做人準則比較接近儒家思想。

    兩漢循吏中有不少人出身儒生，或受過較系統的經學的教育。如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起家，是兩漢新儒學——經學的奠基者，是先秦以后對儒學發展貢獻最大的大師之一。公孫弘以治《春秋》雜說起家，是兩漢以儒生入相的第一人。兒寬先從歐陽生學習《尚書》，后入太學，師從孔安國學習經術。趙廣漢出身郡吏，以“舉茂才”任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與儒學關系十分密切。尹翁歸“曉習文法”，也顯出與儒學有緣。韓延壽“少為郡文學”，也有相當的儒學修養。其他，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朱邑“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龔遂“以明經為官”，召信臣“以明經甲第科為郎”。只有王成未記其學養，黃霸“少學律令”，可能與儒學的關系稍淡。東漢的循吏中，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有給”。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于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圣童’”。王景“少學《易》，遂廣窺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深沉多伎藝”。秦彭篤信經學，崇“好儒雅”。王渙“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許荊“舉孝廉”。孟嘗“策孝廉，舉茂才”。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間暇，則以學文”。后“察孝廉，補新都令”。劉矩“少有高節”，舉孝廉。劉寵之父是博學的“通儒”，他“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仇覽“少為書生，淳默”。楊震出身于世宦之家，家學淵源，其父楊寶“習《歐陽尚書》”，楊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以上史實表明，在兩漢“以經治國”的原則逐步確立的前提下，在儒學與“祿利之路”已經緊密聯系的情況下，在“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的社會風氣里，兩漢官吏大都具備一定的儒學素養，這既為做官所必須，也成為一部分人的自覺追求，循吏與其他官吏的區別在于，他們學習儒家經典，不是作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而是作為“修齊治平”的行動指南，篤信而實行之。

    指導兩漢循吏做官行政的重要理念是民本思想。這一理念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的觀念。孔子則以“仁者愛人”、“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富之”、“教之”等，大大豐富了民本思想。孟子將孔子“仁”的思想發展為“仁政”理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主張“治民恒產”，“五口之家，百畝之田”，薄賦斂，輕徭役，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荀子進一步發展了民本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以“舟水”喻君民關系的觀點：“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兩漢儒生對民本思想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如賈誼提出：“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民者萬世之本，……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兩漢的循吏大都本著“愛人以德”的觀念，貫徹“德主刑輔”的行政原則，堅持以教化感民，不以殺伐為威，實行寬松緩和的治民之策。他們為百姓的生計著想，為百姓的冷暖操心。一方面注重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改進耕作技術，使百姓盡量得到較多的收獲。另一方面又輕徭薄賦，節儉省刑，盡量減輕百姓的負擔。在兇年惡歲，則想方設法，救災減災，盡量減少百姓的損失和痛苦。如文翁為蜀郡太守時，“仁愛好教化”。見蜀地還存留著濃厚的“蠻夷之風”，于是一面選拔人才送京師太學讀書，一面“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入校學習，從而大大提高了蜀地官民的文化素養和文明程度，“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黃霸為揚州刺史時，“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贍鰥寡貧窮者。然后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他“力教化而后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朱邑年輕時任舒縣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龔遂年70歲時被任為渤海太守，其時該地發生了百姓反抗官府的起事。就任前，宣帝問他如何“息其盜賊”，安撫百姓時，龔遂認為該地百姓起事的原因是“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要使他們放棄與官府對抗，只能緩，不能急。在從宣帝那里討得“便宜行事”的許諾后，龔遂單車赴任。至渤海郡界，遣還迎接他的官兵，“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接著，又“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使渤海一郡重新恢復了秩序與生機。召信臣為上蔡長時，“其治視民如子”。任南陽太守時，“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余”。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于儉約”。結果是“其行大化，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東漢循吏繼承西漢循吏的傳統，每個人在任上幾乎都為百姓辦了些好事。如衛颯任桂陽太守時，因該地距中原偏遠，百姓“不知禮則”。他下車伊始，即“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以后，他又組織鑿通山道五百多里，列亭傳，置郵驛，為含洭、湞陽、曲江三個邊遠縣省卻了沉重徭役。其后，茨充代衛颯為桂陽太守，“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其利益焉”。任延為九真太守時，“九真俗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子二十至五十，女子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余人。是歲風雨順節，谷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任延后轉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王景與王吳共同治理黃河，使泛濫多年，危害極大的黃河中下游，即自滎陽至千乘免除水患。王景任廬江太守時，督率吏民，重修戰國時楚相叔孫敖修建的芍陂，“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辟倍多，境內豐給”。秦彭任山陽太守時，“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大力提拔重用好學明禮之士，“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