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莽時代的大騷亂，一直被史書解讀為王莽暴政的結果，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隨著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經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又幾乎沒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時間來經營一個帝國的精神文明，但最終卻無法解決生殖力增加所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問題。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最先反對王莽的都是農民，知識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棄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設而成功，卻不得不因為無法繼續推動物質文明建設而失敗，他滿足了知識分子們的虛榮，卻滿足不了草民們的肚皮。生殖力過于旺盛所帶來的流民問題，在王莽之前，已經困擾了漢帝國近百年。這不是王莽和他那個時代能夠和平解決的問題-除非他們能夠發明雜交水稻。

    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騷亂再次爆發。而史籍卻仍在一味地奢談那些年朝廷的腐朽與昏庸-譬如宦官專權，再譬如外戚干政。

    本文摘自：《百家講壇》紅版2009年第九期，作者：諶旭彬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過三個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開了一場由大部分要臣參加的御前政論會議。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條適合本朝發展的路線方針。

    剛剛從關東地區巡視回來的魏征在會上信心滿滿地說：“正如餓極了的人很愿意吃東西，大亂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導行事，幾個月就能見效。要是兩三年才見效，那就是失職！”

    名儒封德彝對此卻很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漸澆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漢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漢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們的結論是：“魏征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相信他的邪說，必會禍亂國家。”

    這場著名的辯論，最終是魏征獲得了勝利。許多年以后，唐太宗發自肺腑地感嘆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輝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勞。”又過了許多年，歷史學家們在總結過往的經驗教訓時，激動不已地呼喊出了這個名詞：“貞觀之治”！

    歷史學家們激動不已，歷史卻沉默不語。

    在這沉默不語的歷史背后，有這樣一連串數字：

    西漢初年，全國百姓戶口為300萬上下，人口約1400萬。（《中國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時（57年），全國戶口為427.9634萬，人口2100.7820萬。（《續漢書·郡國志》）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戶口數為245.9840萬，人口數1616.3863萬。（《晉書》）

    貞觀初年，戶口不及300萬。（《通典》）

    ……

    在這一連串的數字背后，是另一連串璀璨的名詞：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貞觀之治……

    漫長的800年里，這些幾乎永恒不變的數字，簡直平靜得令人窒息。

    為了可以把這條殘酷的脈絡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這一連串數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統一全國時，人口數約為4000萬。（《中國人口史》）

    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戶口數1223.3062萬，人口數5959.4879萬。（《漢書·地理志》）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口數大約1067.7690萬，人口數5647.6856萬。（《續漢書·郡國志》）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戶口數大約890.7536萬，人口數4601.9956萬。（《通典》）

    在這一連串數字的背后，是另一連串災難性的名詞：秦末大亂、綠林赤眉之亂、黃巾之亂、隋末大亂、安史之亂……

    二

    歷史永遠是理性的，甚至永遠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都在作殊死搏斗。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前提下，中國的大多數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農作物品質也一直沒有什么改進。無論這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都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王莽時代的大騷亂，一直被史書解讀為王莽暴政的結果，但卻忽略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隨著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經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又幾乎沒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時間來經營一個帝國的精神文明，但最終卻無法解決生殖力增加所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問題。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最先反對王莽的都是農民，知識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棄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設而成功，卻不得不因為無法繼續推動物質文明建設而失敗，他滿足了知識分子們的虛榮，卻滿足不了草民們的肚皮。生殖力過于旺盛所帶來的流民問題，在王莽之前，已經困擾了漢帝國近百年。這不是王莽和他那個時代能夠和平解決的問題-除非他們能夠發明雜交水稻。

    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騷亂再次爆發。而史籍卻仍在一味地奢談那些年朝廷的腐朽與昏庸-譬如宦官專權，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萬人口并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明清兩代對江南的充分開發，以及番薯、玉米等新農作物的引進，曾一度將這一上限提升至4個多億（道光年間數據）。但更多的時候，歷史往往等不及這個上限的到來就選擇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兩代。

    這是因為，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樣的一畝耕地，兩個勞動力耕作，顯然要比一個勞動力耕作產出更高。所以，國家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征用，實際上等同于在變相地壓低生產力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現，導致武裝暴動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國歷史一直都缺乏對“暴政”和“仁政”的具體定義。但凡社會安定，這段時間實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會動蕩，這期間實行的必為“暴政”。這自然有道理，但從結果去為前因定性，難免會出現失誤。王莽成為逆賊和暴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沒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時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則是另一個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樣的政績，因為王莽無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長的戰爭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統一全國時，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系突然松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盛世”的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都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

    歷史既證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觀，也無法肯定魏征的“功績”。同樣，偉大的貞觀之治，也和偉大的太宗皇帝無關。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人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皇帝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都不會爽約。

    不過，作為一個治世傳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偉大政績”之外，貞觀之治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一個傳奇皇帝，一個史上最接近“內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