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佛法“烈火見真經” 

    河洛大地上的“中國第一古剎”，穿越了近２０００年的歷史風雨。白馬寺的興衰變遷，是中國佛教歷史的一面鏡子。 

    佛教傳入中原后，在東漢皇室的支持下，影響越來越大，并從京都洛陽向周邊傳播。但是，在走過了１２０多個春秋之后，白馬寺卻毀于東漢末年的兵火戰亂之中。 

    曹魏王朝在洛陽定都后，曾對佛教明令禁止，佛教的發展受到抑制。直到魏明帝曹睿又即位后，他才廢除禁令，而他自己也開始信奉佛教。 

    據說魏明帝最初并不信佛，他還準備拆除洛陽宮城西面的一座佛塔。一名胡僧聞訊前來勸阻。胡僧以金盆盛水置于殿前，將佛舍利投入水中，盆中頓時光芒四射。魏明帝這才相信佛教的威力，開始修葺并興建以白馬寺為首的一大批寺院。西晉代魏后，白馬寺仍為眾寺之首，洛陽同樣仍是佛教傳播的中心，并吸引了不少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前來弘揚佛法。 

    支謙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祖籍大月氏，從小在洛陽長大，翻譯了大量經文。東漢末年，他為避戰亂南渡前往東吳。當時已近寒冬，他離開洛陽時，隨身帶了一條被子。有個人與他同行，什么也沒帶。夜里天寒地凍，那人凍得渾身發抖，支謙大發慈悲之心，請那人與他同被而眠。沒料到，那人趁支謙熟睡之機，把被子搶跑了，支謙只好凍了半夜。天亮之后，同伴們才知道這件事，就勸他告發那個忘恩負義的家伙。支謙卻說：“我如果告發他，他肯定要被判搶劫罪。難道因為一條被子，就去殺一個人嗎？”眾人都對他的高尚德行欽佩不已。 

    嘉平年間，印度僧人曇柯迦羅來到洛陽。為了使出家僧人履行受戒程序，他在白馬寺設立戒壇，并同西域來的僧人一起擔任戒師，為出家僧人受戒，在中國首創受戒度僧制度。曹魏人朱士行，成為實行受戒度僧制度后受戒的第一人。從此，佛教在華夏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朱士行出家后，以弘揚佛法為己任。當時洛陽流行的佛教譯本中，最著名的是《道行般若經》，但因為譯者水平所限，譯本與原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缺憾。曹魏甘露五年（公元２６０年），朱士行和幾名僧人一起，不遠萬里，西行到了于闐（今新疆和田），得到了梵本《道行般若經》，并夜以繼日地抄寫，準備抄完后送回洛陽。誰知于闐國王聽信讒言，下詔禁止任何僧人攜經出境。 

    朱士行非常憤怒，于是就有了一場“烈火見真經”的考驗。這一天，于闐國王的宮殿前堆了一大堆木柴，朱士行恭恭敬敬地捧著要帶回國的佛教經典。點火后，他發誓：“若大法應該流傳漢地，經入火而不燃；若經書被焚，那是天意如此��！”當經書被投入熊熊烈火后，火焰隨即熄滅，經書卻絲毫無損。國王不由心生敬畏，便撤銷禁令。當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將佛經送到洛陽白馬寺時，已是２３年后的西晉太康三年（公元２８２年）。 

    晉代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歷時２０余年，使白馬寺再次遭到嚴重破壞。北魏時期，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詡及元詡之母胡太后等都信奉佛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時的貴族、公卿等紛紛“竭財以赴僧，破財以趨佛”，河洛大地佛寺達１３６７所，洛陽號稱“佛國”，白馬寺也進入空前興盛時期。有趣的是，白馬寺佛塔前種植的石榴樹和葡萄，枝葉茂盛，果實碩大，其中石榴一個重達７斤，葡萄粒比棗還大，“味并殊美，冠于中京”。每年果實成熟時節，皇帝常派人摘取賜予宮人，他們也相互轉送親友。凡得到者，都當成難得的美味。當時流傳的“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等諺語，就是這一情形的真實寫照。 

    盛世寺院“跑馬關山門”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進入鼎盛時期，白馬寺迎來了空前的繁榮。 

    隋文帝楊堅曾多次詔令天下“任聽出家”。隋煬帝楊廣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１２０人為僧尼。唐太宗李世民統一中國后，詔令在“交兵之處”建立寺廟，并大力資助玄奘翻譯佛經。武則天統治時期，佛教和政治緊密結合，洛陽呈現空前的宗教熱潮。垂拱元年（公元６８５年），武則天令薛懷義重修白馬寺，使其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武則天與薛懷義的故事，已經被演繹出多個版本。其實，薛懷義原是洛陽街頭的市井無賴，但他生得一表人才，被推薦給武則天后，武則天對他十分寵愛。為了掩人耳目，武則天就讓薛懷義出家為僧，取法名懷義。為了使他“出身名門”，武則天命他改姓薛，搖身一變成了武則天的愛女太平公主的駙馬薛紹的本家。從此，薛懷義既為僧人，又“出身名門”，隨意出入皇宮，充當武則天的男寵。 

    在武則天的支持下，薛懷義征調民夫匠師，大興土木，廣修殿亭臺閣，“中國第一古剎”成為空前壯觀的大寺院。當時的白馬寺規模宏大，寺內僧人３０００余名。山門距洛河不遠，而僧舍與山門相距遙遠，故有“跑馬關山門”之說。寺門前有高大的石牌坊，寺周圍有河流環繞，寺內殿閣輝煌，殿堂周圍有回廊環護，多處偏院栽植梅、蘭、竹、菊、楊、柳、梧桐等。 

    盡管與薛懷義的“緋聞”一直被傳得沸沸揚揚，但武則天還是很有“佛緣”的。當時的名僧神秀，是禪宗北派首領，武則天對他非常敬重，特意請他到洛陽，與他并肩上殿，甚至對他跪拜行禮。在女皇的影響下，洛陽人也都成了“追星族”，爭相禮謁神秀，拜求佛道。武則天聽說佛教有一部《華嚴經》，就派人到于闐取其梵文版本，親自組織經書的翻譯工作。歷時４年，８０多卷的《華嚴經》才翻譯完畢，武則天親自為該經作序。在她的倡導下，以該經為主旨的佛教宗派華嚴宗，于武周時期在洛陽形成。 

    在唐代，佛、道兩教之間多次發生激烈的斗爭。武則天曾下令燒毀道教的《化胡經》。神龍元年（公元７０５年），唐中宗李顯詔令僧、道鑒定《化胡經》的真偽，不久又敕令廢除《化胡經》，并刻石于白馬寺。白馬寺以其特殊的地位，在佛、道斗爭中發揮了其他寺院不可企及的作用。也許正是這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才衍生出關于“焚經臺”的傳說吧！ 

    魏晉時期，寺院的經濟力量還很薄弱，南北朝后開始形成相對獨立的寺院經濟。唐朝時各寺院都有自己的產業，并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由于佛教勢力增強，嚴重影響了唐王朝的賦稅收入和兵力、勞動力的來源，佛教和最高統治者之間產生了沖突。會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唐武宗李炎下令毀寺逐僧，這就是“會昌法難”。據統計，在這次劫難中，共毀寺４６００余所，還俗僧尼２６萬余名，給佛教文化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從此，中國佛教便由鼎盛轉走下坡路了。 

    戰亂之中佛家難享清靜 

    宋王朝對佛教的尊崇，使白馬寺又迎來了新的繁榮時期。 

    宋太宗趙光義曾親自撰寫《新譯三藏圣教序》，可見他對佛教的尊崇。淳化年間（公元９９０年至９９４年），天下大旱，宋太宗派人到白馬寺，向兩位印度高僧下拜，祈求天降甘霖。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宋太宗敕令修葺白馬寺，并敕令翰林學士蘇易簡撰《重修西京白馬寺記》。宋代佛寺盛行“伽藍七堂”制度，即包括佛堂、法堂、僧堂、庫房、山門、西凈、浴堂等，當時白馬寺內有１０００多名僧人，規模還是相當大的。 

    宋欽宗（趙桓）統治的靖康年間（公元１１２６年至１１２７年），白馬寺遭到金人的劫掠焚燒。１４０多年后，元世祖忽必烈才又下令大力興建白馬寺。重建工程歷時２４年，其財源為河內、修武等６縣的官田之租。 

    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公元１３９０年），曾經做過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敕令修葺遭受戰爭破壞的白馬寺。嘉靖三十四年春（公元１５５５年）至第二年冬，時為朝廷司禮監掌印太監并總督東廠之職的黃錦，又一次大規模整修白馬寺。此次重修，大體上奠定了今日寺院的規模和布局，在白馬寺沿革史上意義重大。 

    明朝末年，洛陽再次遭遇戰亂，白馬寺也難逃劫難，損毀非常嚴重。清康熙年間，如琇和尚在洛陽知縣高鎬的支持下，多方籌措經費，花費數年時間，終于重修了大殿、山門、配殿等，使白馬寺面貌煥然一新。可是，到清末民初，白馬寺又變得破敗不堪，多虧人們捐資重修，才使白馬寺中的建筑得以保存下來。 

    戰火紛飛的年代，白馬寺難享佛家清靜。１９２４年，紅槍會一部和某軍閥部隊二師發生激戰，紅槍會進駐白馬寺清涼臺后，二師士兵火燒白馬寺，給“中國第一古剎”造成了極大的破壞。１９２７年前后，馮玉祥部進駐洛陽，曾到白馬寺拆毀大殿佛像，后因殿檐塌毀砸傷了人，他們以為是佛祖懲罰，這才住手。 

    １９２９年，王法森、王春生將洛陽縣平樂區區部設在清涼臺，既維護了社會治安，也使白馬寺免遭人為破壞�？墒菚r間不長，他們遭到洛河南岸土匪的襲擊，王春生被打死，區部人員四散而逃，白馬寺便日漸破敗。此后數年間，白馬寺殿宇殘破，供桌塵封，香火稀微，雜草叢生。 

    １９３２年２月，民國政府遷都洛陽，以為行都。當時白馬寺荒涼破敗，無一僧人，只有幾戶百姓居于其中。后在德浩法師的努力下，爭取民國政府撥款７０００元，又設法募捐３０００多元，將住戶勸走，開始重新修建白馬寺。后因抗日戰爭爆發，修建工程半途而廢。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多次撥款修葺白馬寺。“文化大革命”中，白馬寺也遭到破壞，但１９７２年開始全面修復，前后持續１０年時間，使白馬寺煥發新顏。從此，白馬寺迎來了新的大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