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此匾為程顥、程頤后人程圭璋贈與張載后人張翰昂的匾額。經(jīng)推算，此“己酉”年應(yīng)為公元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這塊匾據(jù)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我家有塊兒好匾”

　　“兩銘儒宗”的發(fā)現(xiàn)，源自于伊川縣白元鄉(xiāng)夾河村張永生的毛遂自薦：“我家有一塊兒匾，很不錯，你們來看看吧！”

　　我們滿懷期望，立刻前往。可見到張永生，問起匾額的情況，他卻說不清匾的主人。

　　在張家院內(nèi)的雜物堆里，張永生翻出落滿灰塵的“兩銘儒宗”匾額。盡管年代久遠(yuǎn)，但匾額保存較好。底色是黑色，“兩銘儒宗”四個字上的描金依稀可見，上款為“己酉仲春贈軒如張五親家先生”，下款為“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加四級年家姻眷弟程圭璋頓首拜”。下款下方有兩個紅色篆書印章，匾額正中上方也有一個紅色印章，但都難以辨認(rèn)了。

　　匾額上顯示的信息非常少，我們產(chǎn)生很多疑問：這個“己酉年”到底是哪一年？“軒如”應(yīng)該是匾主人的字或名，但這個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五親家”中的“五”是何意？正文的“兩銘”又該如何理解？贈匾的程圭璋是什么人？他自稱“年家姻眷”，“年家”如何解釋？

　　張永生說，這塊匾本來是掛在老宅的門口，1970年老宅扒了，這塊匾被當(dāng)作床板才保存下來。但村里再沒有人能說清楚匾的來歷了。

　　盡管“一切不詳”，但因為“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這個身份，就已經(jīng)能判定確實如張永生所說，是一塊好匾！

　　翰林與翰林院由來已久，可追溯至唐代。而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起于明朝，清朝沿襲，為一個正八品的官銜，因由皇帝所賜，又為世襲，享有很多特權(quán)。

　　更特殊的是：這個官銜授予有著非常強的指向性質(zhì)，最多時也只有28個名額，歷代都是由先圣、先賢、先儒的后人來繼承。如孔子后人、歷代“衍圣公”的二弟、三弟承襲兩個名額；孟（子）、顏（回）、曾（子）、周（敦頤）、張（載）、二程這些人的后人，也都能有一到兩人世襲這一職位。

　　由此可以判定，題字贈匾的程圭璋，應(yīng)該是二程的后裔。

　　可是，這樣一個大儒的后人，為何稱“張軒如”為“儒宗”呢？難道這個“張軒如”也非常特殊？

　　一本家譜破解謎團(tuán)

　　村里７１歲的老人張思賢拿來一本家譜，扉頁上寫著“兩銘世家”四個字，這與匾額上“兩銘儒宗”相互印證，讓我們想到“張”姓和張載。

　　張載是北宋哲學(xué)家，鳳翔郿縣（屬今陜西眉縣）橫渠鎮(zhèn)人，世稱橫渠先生，關(guān)中大儒，理學(xué)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載的《東銘〉、《西銘》是兩部經(jīng)典著作。

　　這里的“兩銘”，應(yīng)指代張氏，同時也點明張載的成就，暗含仰慕之意。而就此可以確認(rèn)，這個“張軒如”應(yīng)該也是張載的后人，并且和二程的后人有姻親關(guān)系。

　　而家譜的記錄似乎也印證了我們的看法，張氏家譜記載：“張氏舊譜為陜西省鳳翔府眉縣人……越約三百年，至大明洪武初期遷伊，始祖琦定居夾河……”

　　這一記紀(jì)錄讓我們興奮：如果這個“張軒如”確實是張載后人，并且是夾河人，那么張氏家譜里一定會有他。既然他被二程后人、一個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稱為“儒宗”，他在當(dāng)?shù)鼗蛘邔W(xué)術(shù)上應(yīng)該有些建樹才對。

　　順著這一思路，我們先從家譜中的“歷代名人錄”中開始找起。

　　果然，在清代名人中看到這樣的記錄：“翰昂，字軒如，貢生，應(yīng)授修職郎。”幾乎在第一時間，張思賢就斷定：“就是他，他就是匾主人。”

　　張思賢說，他是“始祖琦”的第十八代傳人，此前他也查到自己屬于“張翰昂”這一支的后人，而“張翰昂”是“始祖琦”的第十二代傳人。

　　我們又翻看家譜中的世系表，果然在第十二代找到了張翰昂，同時也發(fā)現(xiàn)，他的兩個侄子，程善和程統(tǒng)中，都“配程氏”，也就是說，張翰昂的某個侄兒媳婦，或者兩個侄兒媳婦都是二程的后人。

　　張思賢說，夾河村95%以上的人都姓張，家譜中也顯示，夾河這一支張氏后人，多有出任洛陽、建平縣、澠池縣、林縣的“教喻”，“教喻”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縣教育局局長。被稱為“儒宗”雖有些勉強，但也說得過去。

　　到這里，我們已經(jīng)能大致拼湊起一個輪廓：一方是張載后人，一方是二程后人，同為儒學(xué)世家；一方是八品世襲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一方是八品修職郎，從品級上說都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正科級；這確實是一門“門當(dāng)戶對”的親事。而程圭璋雖自稱“弟”，他們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親家關(guān)系，市民俗博物館的專家范西岳說，“五”在古文中有“偶”、“類”的意思，這是程圭璋給“類親家”張翰昂的贈匾。

　　北宋兩大家的淵源

　　匾額上的“己酉”年到底是哪一年？    

　　翻閱許多資料后，我們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程圭璋的記錄非常少，其生卒年代已無從考證。但程圭璋在其有生之年辦了一件大事，就是和程擬璋、程振洛一起續(xù)修了《河南程氏正宗譜系》。此書完成于清乾隆57年，即公元1792年。

　　程圭璋前后的清朝己酉年，分別是公元1729年、1789年和1849年，而主持修家譜是件大事，年紀(jì)太小或太大都難以完成，因此可以基本斷定這塊匾題于公元1789年，也就是程圭璋完成《河南程氏正宗譜系》的前三年。

　　對于“年家姻眷”的提法，范西岳說，按照清朝的習(xí)俗，科舉時代同榜錄取的人互稱同年，程圭璋是貢生，應(yīng)該參加過科舉考試，這里的“年”或許是“同年”的意思，而“家”則或許是“通家”的意思。

　　“通家”的典故來自于東漢末年孔融拜會李膺的一段史實。十歲那年，孔融隨父親來到洛陽，當(dāng)時河南尹李膺名聲極大，但是他“不妄接賓客”。而孔融還是個孩子，卻偏要見見李膺。他對李府守門者說：“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請通報。”李膺請他進(jìn)來后問道：“高明（稱對方的敬詞）祖、父與仆有恩舊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聽了無不驚嘆他小小年紀(jì)如此聰慧，是個“異童”（《世說新語·言語》注引《融別傳》）。李膺也稱贊他將來“必為偉器”。

　　而歷史上，張載和二程的關(guān)系要比孔子和老子的關(guān)系親近得多。張載是二程父親程鮱的表弟，也就是二程的表叔。公元１０６１年，張載首次到京師汴梁講《易經(jīng)》，可是當(dāng)他深識二程兄弟后，自知《易經(jīng)》之學(xué)不如二程，就此終止講說《易經(jīng)》。由此可見，張家和程家為“通家”一點也不為過。

　　范西岳認(rèn)為，這里所說“年家姻眷”，是指程家和張家世代交好、互為姻親的意思。“二程故里”在嵩縣田湖鎮(zhèn)，距夾河村不遠(yuǎn)，互為姻親也是很有可能的。因此這塊匾，從一個側(cè)面見證了北宋張載“關(guān)學(xué)”和二程“洛學(xué)”這兩個理學(xué)世家的密切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