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哈市乘438次列車來到長春，已是下午四時，當晚又換乘218次快車經過一夜顛簸翌日清晨7時抵達通化。應吉林省教委的邀請，我這次趕往通化是為了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吉林省教委的招標課題項目――“高師專科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紀、美術教育專業課程改革與課程建設研究”的驗收工作。按教科文組織的要求，東三省的專家東北師范大學的兩位美術系教授和黑龍江大學歷史系主任以及吉林通化師范學院美術系主任、王純信教授和尹國有教授和其它學科專家十余人參加了這個課題的驗收工作。來到通化當日上午九時就在賓館的會議室召開預備會，介紹這次課題驗收的要求、標準和執行方法。三部錄像帶和數百張幻燈片，逐一展示了吉林同志所做的大量工作和研究成果，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近年來對高句麗墓室壁畫的研究。

 

　　高句麗是在我國古代東北地區繼夫余之后建立的第二個地方政權的民族，歷經了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的7百余年歷史，是存留時間最長的東北古代民族政權。高句麗的建立傳說，最早見于《好太王碑》中的記載。此碑是高句麗第二十代王――長壽王在公元414年為其父廣開土王立的一塊石碑，記載了高句麗始祖鄒牟王帶著來自北面的夫余人來到渾江建立了卒本夫余，是高句麗碑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好太王碑》的發現是清末同治年間，一位叫關月山的達賢文人崇古好游來到這荒蕪之地。在清朝統治時，這里被封為圣地，不許人們在這里居住和游獵，高句麗人所留下的遺址無人知曉。關月山發現了這個長滿青苔被污泥包裹著的巨石，感到奇怪，就精心研究，認為這可能是一個石碑。他雇了幾個農民清洗青苔，沒有洗凈，后用油來燒才露出石碑端倪。由于被火焚燒過，使石碑受損，使這原有1775字的碑文只能辨認1500余字。吉林通化師范學院歷史系耿鐵華教授是研究《好太王碑》的專家，他大學畢業就來到這里，現已五十多歲。他能夠在這灰蒙蒙的難以辨認的字跡面前熟認出1500多字的碑文，令人感慨。我在看了高句麗的有關資料尤其是關于高句麗墓室壁畫后，不斷思索一個問題，那就是漢文化、中原文化對高句麗文化尤其是高句麗壁畫的影響。

 

　　從高句麗的歷史發生源頭來看它肇興于渾江谷地，這里毗鄰遼東，容易接受遼東一帶較盛的漢文化強烈影響。從考古研究發現的高夷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已經證明了這一觀點。高句麗來源于高夷，高夷地區受到中原地區的極大影響，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的民族，另外在集安五道嶺溝門積石墓中發現的高夷的一批制作精湛的青銅器和兩件鐵器的隨葬品，也證明了在戰國時期和西漢初年高夷人就有了相當發達的青銅文化并輸入了燕、漢先進的鐵器文化。這一切無疑對后來的高句麗文化潮的形成有緊密的聯系和莫大的影響。

 

　　在專家的陪同下，我們驅車來到被稱為“王八脖子”的古人類遺址，這個遺址的得名完全是因為其地貌特征所決定的。現場上，考古專家正在進行考古發掘。三人蹲在幾米深的坑穴里，用刷子和小鏟子仔細地清理文物上的砂土，每個人身旁都堆放著數十塊遺骨、石塊和瓷片。專家介紹說，這個遺址已經發掘兩年了，是按照考古學的 “探方”法在選定的區域劃好方格網，依照自然層次分層挖掘。說起這個遺址的發現，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名公安人員是位考古愛好者，酷愛文物和考古，一次外出執勤時，路過王八脖子，看到這里的地形呈梯狀，突然萌生了此處是否為古代祭壇的想法。他經過大量查找資料和反復調查后，把這一想法向省考古研究所進行了匯報，被省里認為是文革時建造的梯田，未給予重視。這位考古愛好者不氣餒，仍繼續不懈地堅持考察，他利用大雪覆蓋地面以后更清晰地呈現出該處的方陣型很像埃及的金字塔型后，更堅定了自己的觀點。他把收集到的資料寄給了一家考古方面的雜志，發表后被中央領導李鐵映同志看到，引起高度重視，批示并撥款對這一地區進行研究。后經挖掘研究證實，這里不是古祭壇，而是新石器時期古人類遺址，這個古遺址有著完整的石坑、鍋灶、火炕和煙道。這個古遺址的發現，對研究新石器時期東北古代民族的發展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兩年來已經出土了上千件文物，僅國家一級文物就有六、七件。

 

　　從高句麗的都城遺址來看，深受漢文化影響無疑。高句麗人最善于筑造山城，而且多建于山勢陡峭、交通要塞之地。高句麗的都城多采用壯麗的宮殿建筑，屋頂結構是學習和模仿漢文化建筑結構獨有的大屋頂式。高句麗的官僚貴族們也深受華夏祖先――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對死后的陵墓建筑極為重視。高句麗的墓葬集中在渾江流域和集安附近。渾江的桓仁墓葬，都是積石墓，絕大多數都是用未加工的石塊疊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處是位于渾江東岸的高力墓子村的墓群，墓葬分為大中小三型，都是在地面上用自然石塊砌起的墓室。這三種類型的積石墓，明顯地形成三個等級，表示葬入死者的不同身份。集安龍山腳下的將軍墳是高句麗陵墓的杰出代表，被稱為“東方的金字塔”。（配將軍墳圖片1、2）此墓是長壽王的陵墓，呈正方錐體共用一千多塊花崗巖石條砌成，構筑嚴謹，雄偉壯觀，代表了高句麗陵墓的建筑成就。最能證明也是最有說服力的重要一點，就是高句麗這個民族，始終沒有創制出自己的文字，他們從官方文書到墓碑上的碑志、墓志銘等到處都滲透著漢文化對高句麗文化的影響，通行使用的全是漢字，包括最著名的《好太王碑》還有一些一級的宮殿，瓦當上的文字都是用漢子書寫刻制的，而且他們的書法字體也使用了漢字的真、草、隸、篆字體。

 

　　對于考古我所知有限，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挖掘出的高句麗墓室壁畫。高句麗壁畫是最能代表古代朝鮮美術水準的藝術形式，在留存至今的百余座帶有墓室的高句麗古墓中，有70多座繪有壁畫，主要分布在當年高句麗都城集安一帶。時代較早的壁畫石室墓墓室作疊澀穹隆頂，壁畫以墓主人的生活為主要內容；時代較晚的為疊澀 頂或抹角疊砌式頂，壁畫出現了道教的四神、佛像和蓮花的畫面。這些壁畫從各個方面反映了高句麗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景。很顯然帶有墓室的高句麗古墓絕大多數都是王公貴族的墳墓，同東北古代其他少數民族一樣，高句麗的葬禮和其送葬的禮儀以及墓室壁畫的內容也都離不開對墓主人的歌功頌德。有關高句麗壁畫產生的淵源、形成的特質以及與中原文化的聯系，一直是學者們的研究課題。過去研究高句麗的學者寥若星辰，近年來由于通化考古研究工作的進展，引起韓國、北朝鮮的關注，對高句麗古國和高句麗壁畫的研究逐漸升溫。目前雖然從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術問題上研究有了深入，但有些問題仍是懸而未決。例如，高句麗壁畫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奇異的圖示符號，如“舞踴墓”中著名的高句麗壁畫《狩獵圖》（見圖1）中上方中間出現的奇異符號和“角抵墓”中著名的高句麗壁畫《角抵圖》中在其右上方出現的奇異符號（見圖2），顯然與高句麗墓室壁畫中所描繪的內容不相一致，甚至是完全游離于壁畫內容之外的奇異符號圖示。究竟應當如何詮釋這些圖示，諸多學者眾說紛紜、爭論不休。目前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說法是“云”的符號，也稱“云子”；另一種說法是 “天書”；還有一種說法是一種聲音的表述。我看了這些壁畫之后，覺得這三種說法尤其是后兩種說法有些牽強附會、不能使人信服。

 

　　要研究高句麗墓室壁畫中奇異符號的圖示，首先應了解高句麗壁畫符號背后的文化意味，這就不能不了解這個民族的習俗和文化心理。受漢文化的影響，高句麗也是一個崇天敬祖的民族，《后漢書》記載高句麗“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高句麗祭祖，“有神廟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婦人像；二曰登高神，云是始祖，夫余神之子。”從高句麗壁畫中出現的供養佛像、蓮花以及四神的畫面，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小獸林王統治時期，佛教由前秦傳入高句麗，很快變成國教，隋唐之際，高句麗不僅儒釋并興，道教也漸次興盛起來。在高句麗的幾乎所有墓室壁畫中都出現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可以充分肯定道教文化對高句麗壁畫和高句麗文化的深刻影響。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國古代神話的神靈，是中國古代自然崇拜中依據現實的真實動物引申想象出來的神力動物。青龍是東方之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總體體現，白虎為西方之神，朱雀是南方之神，玄武是北方之神。這四方神圣也是我國道教的護衛神。這四神有固定的位置，即左青龍、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在帝王墓室壁畫中，四神護衛著墓主人的安全。這些四神的壁畫或是在大墓室的東西南北墻面上各自獨立存在，或是在同一墻面上圍繞著墓主人的畫像而上下左右起護衛作用。

 

　　既然幾乎所有的高句麗古墓壁畫中都有道教四神的形象，那么我們說高句麗壁畫中那些似乎與內容不相一致的符號受到道教的影響也是極其自然的。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目前學者傾向的對這種符號的三種意見。

 

　　其一說這些符號是聲音的描述，其理由和根據是因為這種符號常出現在箭的前方和角力士的一側，據說是指箭在飛行中的響動和角力士在互斗較量時所發出的聲音。我認為，壁畫的功能主要是記錄高句麗貴族高貴的生活方式和顯示其身份的場面和場景。壁畫的主要功能是靠視覺形象來喚起人們感官的共鳴，而聲音在視覺范圍內，是一個抽象的事物，是無法用視覺形象這一手段固定和保存下來。由此可以推論，認為壁畫上的圖示是一種聲音的推理是不嚴密的，也是不太合乎邏輯的，同壁畫的功能也是大相徑庭的。

 

　　其二說認為壁畫上的這種符號表示“天書”的意思。道家稱元始天尊所著的書或文字為“天書”，是天神通過這種神秘的符號傳達上蒼的命令，與凡人溝通。把高句麗壁畫中的奇異符號說成是“天書”沒有更多的依據，而且這個“天書”在高句麗壁畫中的含義也很模糊。

 

　　其三種說法認為高句麗壁畫上的奇異符號是“云”的意思。這樣來推斷似乎還有自圓其說的理由。因為這種符號在遼東一帶東北漢文化地區的民間生活中，涉入的范圍很廣，俗稱“云子”，從民間的箱柜描金圖樣上，到女人各種各樣的“樣彩子”裝飾、煙簍、火盆中的花紋、到女人的鞋樣上。有的是純屬于一種裝飾性的圖樣，也有的含有一定的內涵，如同敦煌壁畫飛天中的彩帶，就含有乘風而上的“云子”的圖示。而女人的“鞋云子”，我認為也含有行走如飛、日行千里、步履矯健之意；箱柜、火盆上的云子則表示一種吉祥，祥云、祥瑞之意。

 

　　看到高句麗墓室壁畫上這種奇異的符號圖示，我聯想到道教、薩滿教也常使用這類符號。在我一個個墓室接連看了數幅壁畫都出現了這種不同的奇異符號圖示時，我的腦子突然閃現出在高句麗壁畫中出現的這種奇異符號圖示是道教“符咒”的想法，即高句麗人是把道教的“符咒”也拿來并加以改造用在了自己的墓室壁畫上，然而高句麗壁畫中的這種奇異符號是否也和道教符咒中的含義同樣？

 

　　在道教看來，只有天神才具有法力無邊的語言，也就是“神咒”，只有道士才能運用這種語言和上蒼中的神靈溝通，這就是“咒語”，咒語要常與道教的“符”合用。符的內容有祈禳之詞，主要是祈求吉福，禳除災厄。關于符的起源，說法不一。《道法會元》記載：“符者，陰陽契合也，……以我之神合彼之神，以我之氣合彼之氣，神氣無形而形于符。”有人認為“符”是道教對人體、天神和文字的特殊信仰使之人與自然與圖示相結合的一種符號；還有人認為符與桃梗有關，后被演繹成桃印、桃符等驅邪避鬼的象征，還有人認為符就是將我國古代的漢字、甲骨文、金文籀篆體、草體加以綜合神話而形成的，其圖形的含義可能最初的原創者賦予了一定的意義，非經專人密授無人知曉。姑且不論“符”的起源如何，總之我們所見的“符”通常是由道門獨創的一種似畫非畫、似書非書、點線合用、字圖相兼的奇特神秘符號， “錄”是記錄之意，“符 ”就是符命之書，其書寫方法和性質大體和“符”相似，后來道門中人就將“符”和“ ”兩者合用，稱為“符 ”，再配上道教專門用來祈福消災、驅邪趕鬼帶有特殊音律的口訣，“符”為文、形；“咒”為語、聲，兩者一起合用，促使某種已發生或未發生的惡果消失，這就是道教的“符咒”功用。

 

　　從高句麗墓室壁畫上，很顯然和漢文化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無論從壁畫表現的內容上，還是道教的四神形象上，如果說在這個基礎上又加上了道教作為溝通人和神之間聯系的“符咒”，其作用和寓意也和道教“符咒”一樣，就沒有什么不能理解的。而且在當時修筑墓穴時，聘請了漢族的工匠來描繪壁畫，在道教的四神之上，又增添了道教巫文化的色彩――“符咒”，按照天神的旨意祭祀死者升天，以求天神的保佑和世代相襲，由此便構成了高句麗墓室壁畫中的奇異符號圖示。

 

　　在我們基本確定了高句麗墓室壁畫中的奇異符號圖示是來自漢文化道教的符咒后，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道教符 中的幾種常見樣式和所構成的符號，以便和高句麗墓室壁畫中的奇異符號圖示進行比較，就不難看出有很多相似之處。見圖3、圖4、圖6、圖7、道教的“符”通常由“符冠”（符頭）和“符體”（符身）所組成。符冠多半是如同“ ”的圖示，分別表示上清、玉清、太清的“三清境”，道家視為幻想中的仙境，也可以引申為天神所在之處的星辰、日月和天體。另外常見的符冠如“ ”的圖示，由三個鉤所組成，（見圖8）表示火刺令，即上蒼天神的旨意由各司其職的刺令執行，火刺令即火神，咒詞中有“擲火萬里坎震宮”的描述，說的是神咒一經念動，就激發出閃電的火花，催送到了萬里之遠的清宮。而“符體”則是符咒的具體內容的符號代碼，根據不同的名目，符號代碼各不相同。如要招請的是“雷神“，就要有描繪五雷轟頂的符號代碼的特點，如民間常說的“張手雷”，還要同時有對起雷閃電的咒語的描述。在高句麗壁畫中，《狩獵圖》中的奇異符號“ ”和道教的靈驗符中的“ ”很相近（見圖5、圖7）。而刺令通常都是夾帶著兩側風云，如風卷殘云般地流云飄舞，瞬息萬變。在高句麗壁畫中，還進一步把道教符咒中的符號加以簡化、變形，讓符體按照高句麗的民俗和心理變化成帶有自己特定內容的幻術般的符號，如改變了道教符 中的兩側風云變幻的位置。這種奇異符號的功用也和道教的符咒降妖升天，驅鎮邪魔的愿望如出一轍。

 

　　……

 

　　我的上述想法得到了研究高句麗歷史的專家、《好太王碑》的權威耿鐵華教授的贊同，他認為我的推斷很有道理，并說我的這一想法使得多年懸而未決的高句麗壁畫圖示的解釋更為貼切和合理。研究高句麗壁畫的尹國有教授也非常激動，連聲問我是如何想出來的，他研究多年了，為什么就沒有想到這點。專家們對我的觀點給予了積極的肯定，并表示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通過我的這一設想的突破口，繼續求證我的觀點，盡快揭開高句麗古墓壁畫符號圖示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