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傳統文化不斷升溫，古籍出版漸顯繁榮。不論是面向大眾的普及讀物，還是面向學界的大型古籍叢書，都層出不窮。然而，山東大學近日公布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面對市場上眾多古典文學讀本，有33.7%的大學生認為“各種版本太多太亂，不知如何選擇”，還有10.3%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分不清精華與糟粕，干脆不讀”。不少文史學者表示，大型古籍叢書文獻在便于學界利用的同時，也存在缺乏統籌規劃的問題，一面是一些古籍沒有必要的重復出版，浪費了資源，另一面則是大量亟須進行搶救性保護整理的古籍。

　　日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哲學部、浙江大學、浙江師范大學共同舉辦的中華文化傳承與當代文化創新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呼吁：既要系統梳理典籍文化資源，使傳統典籍“上得殿堂”，成為世代相傳不輟的民族文化遺產，也要組織專家學者編寫具有權威性、吸引力的傳統文化讀本，使其“進得書房”，滿足當代讀者的閱讀需求。

喚醒沉睡的古籍

　　清代乾隆年間組織編修的《四庫全書》收書3000多種，被視為我國古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圖書結集。2002年出版完成的《續修四庫全書》收書5000多種，是對古典文獻的又一次清理與匯集。從2012年開始，國家圖書館開始陸續發布館藏古籍數字資源，目前已通過互聯網免費開放了近2萬種古籍。但據《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傳藏至今的古籍有近20萬種之多。有學者估算，即使再加上其他古籍叢書和數據庫，除去重復，也尚有80%的古籍深藏于圖書館的書庫之中，既未影印出版，也沒有數字化，多數人沒有辦法方便利用。

　　“有待搜集的文獻數量仍然十分龐大。”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涌泉說，僅浙江一省的古代著述就有近2萬種，歷代有識之士對浙江文獻進行過不少整理工作，從清代的《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到民國的《四明叢書》《吳興叢書》，再到20世紀初全省性的“浙江文獻集成”“浙江文叢”，以及《重修金華叢書》《衢州文獻集成》《寧海叢書》等市縣文獻的匯集，“相對于總量巨大的傳世文獻來說，這些匯編整理工作都還僅僅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獻利用不便的問題依然存在。不僅浙江如此，其他各省市的情況也大抵相仿。”

　　除了大量古籍尚未整理出版，在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看來，一些已出版的古籍叢書也不無值得改進之處。

　　“近些年編纂的古籍叢書，雖然對于挖掘、利用文獻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很多叢書在遴選古籍時，更偏重于刊刻年代、裝幀形式等版本特色，而往往忽略了古籍的內容。”詹福瑞建議，今后整理古籍，有必要邀請專家學者對文獻內容進行閱讀和鑒別，下一番揚棄繼承的功夫。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提出加強中華文化研究闡釋、中華文化典籍整理編纂出版工作。在張涌泉看來，這使得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和保護迎來了一個重要契機，各省市應該分工合作，摸清古籍家底，促進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獻重返故里，并通過影印、建設數據庫等形式，編纂更大規模、更高質量的古代文獻叢書，使珍稀文獻化身千百，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粹代代相傳。

讀什么，怎么讀

　　無論20萬種古籍，還是3000種、5000種，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都是天文數字。面對浩如煙海的古籍，該讀什么？又該怎么讀？

　　“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閱讀經典。‘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清新、清曠，意境悠長；‘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盡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史記》中對荊軻刺秦王的描寫，讓我們可以回到兩千多年前，感受古人的風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朱萬曙認為，經典是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書”，其中思想的深刻，能夠穿越時空，觸及每一代人的心靈。

　　中華民族悠悠數千年的歷史，積累下的經典數量也堪稱豐富，而且有的具有一定閱讀難度，這讓不少人望而生畏。針對這些問題，張涌泉正在籌劃編纂一套《浙江文史讀本》。在他的構想中，這套書以浙江的各個縣為基本單元，由專家把關，發掘、提煉當地歷史文化中最經典的部分，使其從古籍中走入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普通百姓喜聞樂見的系列鄉土文化教材。

　　“家鄉的山水詩文、家訓、史乘，都是具有美育作用的‘正能量’，能夠幫助青少年領略傳統文化的魅力，塑造健美的人格。比如，在編寫《義烏文史讀本》時，可以把駱賓王的《詠鵝》《在獄詠蟬》、宗澤的《抗金奏疏》等義烏歷史上的名篇佳作匯為一編。以這些文史名篇為重點，輔以若干圖片，加以精當的賞析、注釋，內容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力爭做到一編在手，地方風土典章粲然大備，歷史文化精華網羅無遺，就成了一部濃縮的地方文化史。”張涌泉說，把各縣的文史讀本匯總起來，就是《浙江文史讀本》。如果其他省市也根據各自特點編寫類似的讀本，匯總起來就成了《中華文史讀本》。

　　其實，專家學者同樣面臨著“讀什么、怎么讀”的問題。詹福瑞認為，當代學者整理、注釋古籍，不能止步于解釋經典字句的“章句之學”，應該努力通過闡釋傳統文化來創造新的思想文化。

　　“古人在這方面有極為成功的經驗，甚至可以說，這是古人創造新文化的一種重要模式。像郭象的《莊子注》有很強的思想性，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既有章句之學，也融入了義理之學。”詹福瑞說，反觀當代的古籍注本，雖然種類不少，但主要局限于解釋古籍中的具體知識，“我們可以借鑒古人的經驗，做好清理和闡釋工作，激濁揚清，使傳統文化成為當代文化的組成部分。”

　　（本報記者 杜羽 饒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