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豫軍中原崛起

    正在舉行的第十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作家館以中原作家群的“中原崛起”為主題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引起廣泛關注。

    其實，早在1999年的春天，由河南文學院主持，在新鄉小冀鎮溫泉度假村召開的“文學豫軍”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陜西、河南等地的著名作家、批評家就集中研討了河南作家李佩甫、閻連科、周大新、劉震云、張宇、田中禾等人的作品，后來有人在總結這次會議時，稱之為“中原突破：文學豫軍長篇小說研討會”。2010年，以“堅守與突破”為名稱的中原作家群文壇在鄭州舉行，“中原作家群”正式作為學術概念提出并得到全國文學界的廣泛認可。

    自現代文學以來，河南作家在文壇上一直相當矚目，除了上述作家，還有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家徐玉諾、師陀、馮沅君，貫穿現當代文學的李季、姚雪垠、李準，新中國成立后嶄露頭角的魏巍、張一弓、鄭彥英、楊東明和詩人王懷讓等。還有被稱為“南陽作家群”的喬典運、二月河、周大新等都為文壇所關注。歷屆茅盾文學獎中，河南作家有7部作品獲獎，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東方》、李凖的《黃河東流去》、柳建偉的《英雄時代》、宗璞的《東藏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這些作家的作品和獎項都使得“文學豫軍中原崛起”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學現象。

    作為中原文化的發源地和承載體，河南還保持著農業文明以來中國最原生態、最純粹的村莊形式，積累和凝固呈現出中國文化的原型狀態，這為河南作家的創作提供了極具文化價值的描寫對象。河南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在作品中對“村莊”進行文化考察并對中國文化傳統形成進行全方位的再闡釋，李佩甫的《李氏家族》、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說中都有這樣一個明顯的“文化象征體”。

    先鋒形式土地根性

    河南作家的作品多以渾厚、大氣和中正見長，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敘事能力、審美方式就一定傳統而保守，相反，他們往往能以“先鋒”的形式傳達出“土地的根性”。

    閻連科的《日光流年》以一種“索源體”的結構，把耙耬山脈深處一個“活不過四十”的村莊的“向死而生”寫得悲壯酷烈。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以一種典雅、簡約的白話體去探索中國生命的精神秘密。

    行者早年的作品《靈石不言》以一種散文詩的、天馬行空的自由體方式書寫了“漢畫石刻”的精神和內蘊，冥想與哲思式的結構與語言非常恰切地暗合了那沉重而又靈動的物象與精神存在。

    河南文壇上有兩兄弟的創作非常獨特。他們同時在小說中虛構并創造“潁河鎮”：弟弟墨白以完全先鋒小說的形式進行思考，書寫生命的斷裂、異象、悖謬，極具象征主義和現代主義色彩；哥哥孫方友卻以一種“新筆記體”的方式結構“陳州筆記”，典雅、含蓄，完全的古典主義筆法，極具風物志的特點。

    還有另外一位重要作家李洱也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他的《石榴樹上結櫻桃》一改其他作家作品中充滿靈光的、神圣的、哀愁的鄉村和充滿人類與民族所有命運與主題的鄉村，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覽式的、世俗化的鄉村。敘事者是一個干脆利落的旁觀者，完全的“零度”敘事——這在現代派作品中經常出現，但在鄉土小說中卻幾乎沒有。這一“靈光”消逝后的、去除“鄉愁”式的鄉村敘事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通向鄉村的道路。

    記錄時代尋求突破

    20世紀后半葉以來的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成為主要的社會發展方向，農村、農民問題，繼之而來的是傳統文化、鄉土社會的存在問題。在傳統與現代的擠壓過程中，中國的當代生活、中國的內在精神正在經歷怎樣的變化，在以什么的方式呈現出來，這都需要作家去細細考察。在此過程中，河南及其中原文化，又一次成為文化沖突最激烈的地方和精神方式變化最劇烈的地方，它正遭受著一種巨大的精神震蕩。

    面對這樣劇烈的歷史變動，河南作家不負眾望，也沒有辜負這片寬廣的土地。閻連科的《丁莊夢》、《受活》寫出了當代農村生活的復雜變化；劉慶邦的《神木》從礦工生活入手給我們塑造了觸目驚心的人性之殤；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寫出了傳統生活和傳統美德如何在利益追逐中崩潰及如何重建自我的故事；劉震云的新作《我不叫潘金蓮》講述了一個女性的“上訪”故事。這些作品都集中于當代鄉村大地與現代性、農民與城市化的沖突，集中于當代社會和當代精神的主要矛盾，真正成為“時代變化的記錄者”。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并不意味著一種固守自我，反過來，“中原突破”和“中原崛起”也不意味著作家要遠離文化原鄉，它們以相輔相成的存在方式作用于作家的心靈與創作。這樣植根于大地的書寫，讓河南作家擁有了不斷出發和探索“中國精神”的力量。（原標題：中原崛起系列活動舉辦中原作家群掀起文壇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