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宣傳。比如運動員，非洲出現(xiàn)一個長跑冠軍，那宣傳的不得了，其實這跟國家國情不同，國民的素質(zhì)，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科技發(fā)展有差異有關系，包括我們中國。我們中國現(xiàn)在原創(chuàng)性成果不是太多，在不同的階段，也可能側(cè)重對人的宣傳，某個階段側(cè)重對事情的宣傳，這是一個變化的，不能把它固定一種模式。如果籠統(tǒng)的講，事情也好，人也好，都應該做好，二者兼顧，不能偏廢，不能說我就見物不見人，我就宣傳這件事不宣傳人，以人為本，事情還是要人去做，你不宣傳人怎么行呢。尤其像我們這種國家，現(xiàn)在經(jīng)濟科技發(fā)展，和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有差距，我們既要宣傳成果，更要宣傳人，宣傳這個人做的事情，他的事跡，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的。不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不重視人的宣傳，不能籠統(tǒng)這么講，我到巴黎去，法國把居里夫人的骨灰放在白宮，這個白宮里面都是放著最有貢獻的總統(tǒng)的骨灰，科學家唯一的就是居里夫人，表示對她的崇敬，其實居里夫人祖籍是在波蘭，但是他在法國進行研究工作的，貢獻非常大，給她那么高的地位。他們也很重視人的宣傳。國外這樣的例子也很多，不能籠統(tǒng)的講國外不重視人的宣傳，人家給很高的地位，情況不一樣，應區(qū)別對待。我是這個看法。

　　主持人：這個問題可以再深入一下，之前提到的這位專家，他的論點是基于這樣一個理念：科學家和社會本身有一種契約關系，在有些國家，社會和公眾會給科學家提供一個比較寬松的環(huán)境，不要求科研工作者每年要出多少成果，要發(fā)表多少篇論文，這些都不具體量化，作為科學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興趣自由的研究，幾年，甚至幾十年不出任何成果，社會公眾也并不責難你，但如果科學家出了成果，獲得了獎項，同樣不會給你更高的回報和禮遇。因為公眾認為這就是科研工作者的職責，你是從事這個工作的，所以公眾更關心科學成果能給自己帶來什么好處，或者將來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響，對這件事是誰做的并不太關心，即使張三不做李四也要做，這是科學發(fā)展的大勢所趨。國內(nèi)對科研工作者的考核相對來說更加嚴格一些，每年要發(fā)表多少論文等都作為評定標準，如果出了成果，咱們的宣傳力度也更大，可能幾家中央媒體在一段時間內(nèi)集中宣傳這位科學家的事跡。您怎么看待這其中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所體現(xiàn)的對科研工作和科研工作者認識的差別？

　　郭曰方：這個問題和剛才的問題實際上是有關系的，這個恐怕跟每個國家的國情有關，對科研人員的考核評價制度辦法是不一樣的，我到德國分子醫(yī)學研究中心，這個地方課題招標，有的是自由選題，你想研究什么項目，你自己提出來，然后經(jīng)過專家論證，認為這個是方向，是個前沿，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課題，通過了，然后就給你經(jīng)費。比如說100萬，三年為期，一年一考核，三年了，你交個帳，完成得很好，還沒做完再追加經(jīng)費繼續(xù)搞下去，三年一看，不行了，經(jīng)費就沒了，你再選擇其他崗位吧，我這兒就沒你的事了。除了自由選題，還有一種不完全是自由的，國家或某一個工廠，某一個企業(yè)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某一個醫(yī)院提出來了，招標，大家去競爭，張三李四，他給你，你也得按一個時間把它交出這個成果來，那種純粹是完全自由的科研，沒有哪個國家完全是這樣的。尤其是我們國家目前經(jīng)濟發(fā)展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實際上我們科學院多年討論的一個問題，一個是基礎研究，一個是應用研究的問題，基礎研究你就不能要求它三年五年一定要搞出某一個成果，搞不出成果就打屁股，或者失業(yè)，我覺得不能這樣做，我們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院，專門設立這樣一個基金，他們有一個青年小組，給他世界上最難攻克的一些數(shù)學難題，你們來做，做完比如三年五年了，也可能解決，也可能沒解決，沒有解決如果你這里面做得確實比較好，很多數(shù)據(jù)做出來了，照樣給你獎勵，他們現(xiàn)在的工資待遇比一般搞應用研究的也不低，就是鼓勵他的創(chuàng)造性，鼓勵他去創(chuàng)新。基礎研究本身不存在失敗的問題，他研究若干年以后，他走出一條道路來，知道這條路不能走，他從失敗中得出教訓，這本身是個成果。所以不能認為說基礎研究沒有成功就是失敗，不能這樣簡單的去概括。但是從另外一方面，搞應用研究的，比如說我們的三峽大壩，我們的青藏鐵路，國民經(jīng)濟重要的一些項目，國家在那兒等著呢，你說我自由研究，我搞成功或失敗，你給我錢就好了，這是不行的。所以國家情況不一樣，對不同的崗位，不同的研究內(nèi)容，要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考核標準，不能一概而論來做，但是總體來講，我們科學考察因子評價還有些值得改進的地方，我認為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剛才講是不是有些過于嚴格，束縛人的創(chuàng)造，可能會有。總體講，對不同科研內(nèi)容的要求，考核標準應該有所不同，有所區(qū)別。

　　主持人：在科學宣傳上呢？

　　郭曰方：科學宣傳就是根據(jù)他本身研究的這種內(nèi)容，他的貢獻，宣傳應該實事求是的來給予比較公正的評價，特別是對那些貢獻大的，像王選院士，他對我們激光照排這一塊，做出了應該說是歷史性的貢獻，像這樣的人物我覺得還是應該宣傳，把他作為我們科技界學習的典型，這種宣傳還是必要的，還是需要的。但是宣傳要掌握分寸，我們過去的宣傳提倡要及時，成果出來了要及時宣傳，要準確，另外還要全面，不要人為的去拔高，給予公正的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科學家也滿意，我們很多科學家害怕宣傳，為什么？我們記者一去他害怕，我們本身科學家從事的工作，他需要靜下心來好好搞研究，需要安靜，記者一去了，宣傳的分寸掌握的不好，給他帶來很多被動，這種宣傳他們當然是不歡迎的。

　　主持人：很多科學家一聽說要采訪，不愿意接受。

　　郭曰方：一說采訪他們就害怕，這種例子很多了，但是如果我們實事求是的把他們的成果在適當?shù)臅r候，不到火候你也不能提前說，真正事情做得扎扎實實了，你再去宣傳，那么實事求是的介紹，他們還是歡迎的。但是如果一件事夸大其詞了，或者是掌握不好了，帶來不好的后果他就不再歡迎了。

　　主持人：這個問題我說點我的看法，可能某些國家國民的科學素質(zhì)比較好，本身的科普工作也做得比較好，科學家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已經(jīng)很高了，所以出了一項成果就不用特別去贊揚科學家了。而國內(nèi)這方面的氛圍相對弱一些，所以無論您的《人民科學家頌》，還是其他的宣傳，之所以給我們科學家這么高的評價和贊美，還是希望大家了解科學家、了解科學，增強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可以這么說嗎？

　　郭曰方：你說得很好，其實國外也很重視科普的宣傳，很多國家，主要是對一些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每當這個事情發(fā)生之后，許多科學家就走出來，走向社會進行宣傳。我舉個例子，比如說瘋牛病，一出現(xiàn)以后，人心惶惶，法國科學院就組織科學家，讓他們到市場跟大家宣傳瘋牛病是怎么回事，市民就很歡迎，這也是跟大家密切相關的實用技術。科學家面向公眾，跟公眾對話，這個效果也是很好的。當然剛才你講了，發(fā)達國家科技水平發(fā)展很高了，一般的科研成果在他看來到處都是，不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事。我們有些事情一出來了，覺得很不錯，就宣傳的聲勢比較大，這種情況是有的。

　　主持人：我們今天就到這兒。謝謝郭老師作客我們科學在線，也歡迎您有時間再來。

　　郭曰方：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