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作者（左一）與曹彭齡漫游京郊留影

    大約在交過升學試卷之后，我和彭齡結伴遠足，騎車去了盧溝橋。彭齡可能有幼時隨父母顛簸的經歷，見多識廣，較為老道，而我卻不曾出過遠門，所以看什么都新奇，不要說盧溝橋上的獅子，連高標“宛平”二字的縣城也是看了一驚。看慣城里的高大城門，原來還有如此破舊的小土城，頗有得見滄海難為水之嘆。城內建筑已無甚印象，獨橋頭一家笸籮店，門口立放著一個藤條編好的巨型笸籮，足有兩張八仙桌面那么大，不知派得什么用場。彭齡說：發大水可以當船用。這一解釋更讓我瞠目結舌。

    騎著車沿永定河漫游，那時河水已是潺潺細流，在怪石裸露的河床上蜿蜒東行。驀然看到遠處幾乎與河床平行的一條綠色田壟，近看原來是一條小溪，因其兩邊的綠草茂密，突兀為堤，故給人以錯覺。小溪有兩米來寬，一米來深，清澈見底，水底的濃濃綠草在水中飄搖，伸手一試，亞似冽冽寒泉，沁人肺腑，烈日之下，哪得如此的享受！為不辜負這條清溪，二話不說，脫衣下水。水將沒腰，腳已陷到水草中；撲騰了幾下，兩手已能觸到岸邊的水草，根本游不起來，于是興致索然。盡管如此，這一眼望不到頭的水溪，旁邊又是密密的小樹林，加以寂靜的氛圍，好一個清涼世界。我們坐在溪邊，久久沉醉其中而流連忘返。后來讀到劉晨、阮肇誤入桃源的神話傳說，不知怎的，常會想起我們倆游過的這個地方，只是不曾遇仙罷了，仙境卻是稱得的。

    一年后的暑假，我們都已是大一的學生，他在北大，我在南開，他約我隨北大生物小組去溫泉、妙峰山。記得住在一座古廟里，入夜，雷雨大作，雷聲雨聲震耳欲聾。我們都不得入睡，索性坐起來欣賞窗外的暴風驟雨。此廟依山而建，后窗外即是陡峭的山坡，頻頻的電閃，照得草木畢現，漫山青亮如同白晝，滾滾的雷聲不絕于耳，大雨直瀉如注，似乎即將引發山洪，沖垮我們棲身的廟宇，令人心悸不已。后半夜即已雨過天晴，翌日清晨，頂著晨曦，大家都擁到廟臺去看日出。眺望東方地平線，暗紅的朝霞卻被一朵烏云遮掩，以為日出看不成了，突見紅日按下云頭，露出半臉，似用力過猛，憋得滿臉通紅，在那跳躍而出的瞬間，確實令人心曠神怡，即或日后到泰山的玉皇頂上觀日出，也不曾見過如此壯美的景象。兩度奇妙的自然景觀，都源于彭齡的引領，青少年時的印象竟恍如昨日，還是那樣的清晰、逼真。

    身處異地，老同學間少不了通信問候，聊抒思念之情，在那“不識愁滋味”的少年時代，自免不了“為賦新詩強說愁”的無病呻吟的套話。一次，收到彭齡的來信，打開一看，赫然滿紙都是我的筆跡。原來他把我給他的信剪下來一個字一個字地重新排序再貼起來，編成了他的回信，真讓我哭笑不得。彭齡呵，機智如斯，幽默如斯，惡作劇如斯！

    歲月的流逝沖刷盡當年的稚氣，彭齡已成為外事工作者，且在中東戰火的考驗中成熟了起來。在通信中獲知，他先后擔任了我駐黎巴嫩、伊拉克使館的武官，最后升任駐埃及使館武官，并榮獲少將軍銜，所以我們“海鷗班”的同學戲稱他作“彭大將軍”。曾見國防部遲浩田部長寄給他的手札：“在武官任內，您經歷的復雜情況最多，獲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價也最高。對此，組織和群眾是不會忘記的。”得到首長三“最”的評價，可算莫大榮耀，更是對他的工作的最充分的肯定。彭大將軍為“海鷗班”添光彩，我們也為班上有這樣一位官階最高、成就非凡的同窗而驕傲。

    武官的工作，對我們來說，既陌生又新奇，怕觸及外事機密，我們也難究其詳，不過有些事聽起來還是挺有趣的。比如他提到在黎巴嫩時，有一次使館人員正在前樓集會，突然“嘣”的一聲，后樓中了一發炮彈，幸未傷人。事后彭齡收到一個反美宗教派別打來的電話，說這是為“鞋底花紋事件”給使館的警示。這伙喜歡舞槍弄棒的武裝宗教派別，即或是對朋友也是用這種方式打招呼的，在硝煙彌漫的中東大地上似乎什么離奇的事都可能發生。來往于國與國、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外事工作，其復雜其微妙其危險，從中亦不難想見。

    難得的是，這位武官在任職期間仍堅持筆耕不輟，看他那時的戎裝照片，雄姿英發，好一派文武兼備的儒將風度。

    作為外交官，他去的地方很多，每到一地，又都以散文的形式，歷述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別的地方的游記，我讀起來，總有浮光掠影、走馬觀花之感，唯有對苦難的中東大地，才是其心之所系、情之所結，也才寫出了光彩動人的華章。在他的筆下，巴勒斯坦民眾那不斷被碾碎的建國夢，讀來令人心碎；而伊拉克百姓在美國炸彈下撫尸痛哭，嗚咽著“天哪！我們犯了什么罪”，聽來令人憤怒。然而匍匐在耶路撒冷老城區“哭墻”下面的猶太教的各色人等向上帝遞交的信息，又哪一個不是祈求全人類的和平、幸福與安寧呢！當然，在中東的紛飛戰火中，彭齡也沒有忘記贊揚一位“受命打通地獄之門”的人，那就是以色列前總理伊扎克·拉賓。今天，我們在紀念他被暗殺10周年的時候，知道這個名字將以“土地換和平”的方略載入史冊，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此公正是1967年只用6天時間就閃電般占領了相當以色列三倍多阿拉伯土地的所謂“六·五戰爭”的發動者。這里不妨引用彭齡寫在散文集里的一段話：

    拉賓死了，他一生的是是非非，我們不想去評述。但我們想，一位從如此血火搏殺中走過來的硬漢，一位曾發誓與阿拉伯人勢不兩立的軍人，在他走過幾十年血火征塵之后，竟能冷靜地審時度勢，以他的遠見與膽識，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一條化干戈為玉帛的和平之路。單單這一點，我們想，似乎也可以說唯英雄與智者所難為吧！

    這是軍人給軍人的敬禮，這是軍人對和平的企盼。“化干戈為玉帛”，這又何嘗不是中國武官所遵循的律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