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的范家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個排擔任警戒，其余部隊按照主攻、預備隊分工，各占據有利地形設伏。上午9點左右，由80多輛汽車組成的敵人車隊逐漸駛近。當敵人前面兩輛汽車來到棋盤嶺隘口時，埋伏的便衣班一躍而起立即將其炸毀，第三輛車接著被集束手榴彈炸翻，車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擊斃。這時，敵人的車隊全部進入了我軍的伏擊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長。敵人正在遲疑，我軍迅猛出擊，車上200多押車的日本兵紛紛跳車，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軍火力殺傷，一部分至棠梨山頑強抵抗。我軍用汽油燒毀了20多輛汽車，又用手榴彈炸毀了20多輛車，戰(zhàn)斗持續(xù)了半個多小時。此時敵人的6輛增援車載著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楊小店下車，從公路東面向我包圍過來；接著發(fā)現敵人騎兵大隊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實施包抄。此時我軍的伏擊任務已經勝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揮員發(fā)出信號，部隊按照預案，有條不紊地從何家老屋前隱蔽徒涉小河，向長沖里方向撤出了戰(zhàn)斗。棋牌嶺伏擊戰(zhàn)，我軍以傷亡各1人的代價，共擊斃敵人70余人，擊毀軍車50余輛，繳獲大量槍彈和軍用物資。

　　棋盤嶺戰(zhàn)斗后，皖中一帶國民黨潰兵如蟻、土匪為患。高敬亭指揮部隊先后攻克廬江、無為縣城及肥西的劉家老圍子，肅清了皖中的國民黨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開辟了皖中抗日根據地。為了鞏固根據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眾工作，四支隊很快發(fā)展到8000多人，成為新四軍的主力部隊。據不完全統(tǒng)計，高敬亭從東進下山至1939年6月罹難的1年零4個月里，指揮所部先后同日偽軍戰(zhàn)斗90余次，其中，同敵千人以上集團作戰(zhàn)4次；阻擊80至500輛汽車的車隊6次；斃、傷敵2300余人（包括日軍1700余人）；俘敵400余人（包括日軍9人）；消滅反動武裝和土匪3700余人；繳獲長短槍1400余枝、輕機槍17挺、軍馬20匹；擊毀汽車156輛、汽艇兩艘，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給人民群眾以極大鼓舞。

　　錯殺與平反

　　當時，特別復雜的是，在諸如堅持黨的獨立領導、堅持大別山根據地與東進抗日等重大問題上，高敬亭的意見同當時主政華東的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王明、新四軍負責人項英等都很不一致。對于這些原則分歧，出于對革命事業(yè)負責的精神、個人性格以及資歷等因素，高敬亭都進行了堅決而激烈的抵制，從而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漢參加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的軍事會議。王明宣布：“要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我黨在大別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據理力爭，要求在大別山留下一支部隊，否則“那不是讓俺黨將人馬、地盤全部交給國民黨嗎？”王明十分生氣。斗爭結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論上反對中央、輕蔑中央，對中央在武漢的領袖不尊重至極”的大帽子，而與此同時國民黨白崇禧部第五路軍全面占領了大別山。一年后，劉少奇到皖東指導抗日斗爭，嚴厲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沒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他想派一支部隊再進大別山，可惜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桂系軍隊已在那里站穩(wěn)了腳跟。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部東進到合肥為中心的淮南鐵路兩側地區(qū)。5月22日，中央發(fā)出《關于徐州失守后華中工作的指示》，并致電長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領導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浦信公路以南廣大地區(qū)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隊成為這一地區(qū)主力。”8月，董必武等到舒城視察。高敬亭匯報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想法。董老表態(tài)說：四支隊留在皖中很好嘛，這里地理條件好，又接近老區(qū)……

　　四支隊在皖中的發(fā)展壯大，引起蔣介石的極度不安。1939年1月，他親自電令四支隊必須將淮南鐵路以西以及舒城為中心的廣大地區(qū)讓出來。項英無視中央2月份“對國民黨的無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輕易讓步”的指示，答應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高敬亭向新四軍參謀長、江北指揮部指揮張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見，陳述在舒、桐、廬地區(qū)建立根據地，具有地勢地形有利、黨組織和群眾基礎好等六大優(yōu)勢，但沒有得到認可。

　　帶著滿腹意見，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隊隊部由舒城推進到合肥眾興集。但時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帶回手槍團和特務連。1939年4月底，軍長葉挺率鄧子恢、羅炳輝、賴傳珠等從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統(tǒng)一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隊東進合肥、定遠、全椒地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建立根據地。高敬亭不聽指揮，按兵不動。葉挺憤怒了，以江北指揮部的名義，直接命令第七團、第九團繼續(xù)東進至埠子里、青龍場一帶，高敬亭才勉強率支隊部也進入青龍場地區(qū)。為敦促四支隊盡快按蔣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葉挺軍長到舒城西港沖，以軍事會議形式要求高敬亭表態(tài)。高敬亭以“后方機關和醫(yī)院一時走不了”為由拖延時間。葉挺斷然宣布：“限兩星期必須出動。”高敬亭被迫同意。但會后，他卻遲遲不下東進命令，矛盾徹底激化。

　　6月21日至23日，葉挺主持連以上干部大會斗爭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狀有四：一、不服從軍部領導；二、排擠延安干部；三、山頭主義；四、宗派主義。高敬亭一條也不承認并以大量事實證明自己是正確的。當說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認的事實時，會場異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說：“紅二十八軍在艱難困苦中戰(zhàn)斗幾年才有今天這支部隊，我沒錯！”“我們3年多與黨中央失去聯系，在大別山孤軍作戰(zhàn)，能堅持到今天，容易嗎？”高敬亭的拒不承認，招來了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他被吊起用細竹條抽得遍體鱗傷。肉體的傷害更激起無比義憤，高敬亭怒聲責問：“過去都不知道你們搞什么去了，我們不知道你們搞什么的？現在來整我。”

　　1939年6月20日，項英以反黨、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敵的罪名，同時分別向中共中央和國民黨軍事當局發(fā)出了“擬槍決高敬亭”的電報。蔣介石回電“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項英等領導人，在未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執(zhí)行了這一電令，從而出現了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的、借國民黨刀殺自己高級將領的怪事。年僅32歲的高敬亭在刑場上大義凜然地說：“死對共產黨人無所畏懼，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是共產黨員，我要死在紅地毯上。請代轉史玉清同志（高敬亭愛人），孩子送給人民撫養(yǎng)。我是忠于工農革命的軍人！”隨后含冤就義。

　　高敬亭被槍決后，中共中央的回電才到。電文中說：“對高采取一些過渡辦法，利用目前機會由軍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隊工作，以幫助四支隊之改造與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準備調他去延安學習。可是，歷史的遺憾已經鑄成。事后，主要當事人葉挺、張云逸、鄧子恢都嚴肅檢討了自己的責任。

　　談起高敬亭的罹難，當年9月起任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建國后的十大將之一徐海東總是很激動地說：“殺高是極其錯誤的，高敬亭同志堅持三年游擊戰(zhàn)爭，把鄂豫皖蘇區(qū)的紅旗扛下來，是有功的。他雖然在‘肅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