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他發現問題的關鍵在于僅僅依靠財政投入辦教育。河南這么大的省，每年用于高校基本建設的資金僅兩三千萬。如果僅僅依靠財政辦學，教育發展的速度將遠遠落后于民眾的需求。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發展緩慢的問題？如何突破財政的限制？經過系統研究，他建議政府應把公眾存在銀行的錢借出來，用于建設中國的大學。 

　　這個看似簡單的提議卻需要復雜的理論來論證。在當時的情況下，銀行中的存款和教育到底是什么關系，金融學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教育經濟學也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 

    劉道興調研后發現，公眾存錢除了養老、防病、買房子之外，還有7%~8%的存款是教育存款。因此他認為，在我國形成的巨額儲蓄存款和其他多種社會性積累中，有7%~8%應當投資教育基本建設。只有建立了這樣的投資機制，中國的教育問題才能解決。 

　　他的這一思路在2002年正式成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2004年完成，并成為當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優秀成果，名字就叫《論政府舉債興教》。他主張，在政府沒有巨額投資之前，高等院校、職業技術院校應大膽向金融機構貸款，征地建校。越早越主動，越晚越被動。省內許多高校都請他做報告，打消了一些干部、老師的顧慮，為這些學校舉債發展統一思想做出了貢獻。 

　　在這個基礎上，他把政府舉債興教的思想延展到了修路、建醫院等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建設上來。并且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金融貸款的宏觀投資結構應該與金融儲蓄的微觀傾向相吻合。 

　　業界人士日后評價稱，這一理論是對傳統金融學的一個突破，它從宏觀上發現了中國金融問題與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基本建設等問題之間的關系。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有約58萬億的儲蓄存款，近40萬億元貸款，有18萬多億元的存貸差，還有2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么多錢不知道怎么花，但建學校、辦醫院時卻總沒有錢，這說明我國的金融理論出了問題，而傳統的金融學卻沒有意識到。 

　　事實上，用銀行的錢建大學的思想已深刻影響了河南的發展。僅鄭州市就在東西南北各建了一個大學城，河南高校招生規模正在迅速擴大，許多學子的命運因此而改變。他說，這是河南全省上下特別是教育界和金融界解放思想的成績，而自己僅僅是一個低頭沉思者和呼吁者。現在，他只是感到理論問題仍沒有解決，仍有許多矛盾和困惑需要破解。 

    最近，為適應國家有關部門就制定教育發展與改革規劃綱面向全國征求意見的要求，他建議國家把教育基本建設投資作為現代化事業投資重點，在保持財政對教育投入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發行教育基本建設特種國債，每年籌措3000億到5000億元教育基本建設專項資金，堅持10年左右，把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的基本建設問題徹底解決。這一建議受到有關部門和媒體的重視。他認為這是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有效舉措，能夠為擴大內需創造最有效的需求，而形成優良教育資產、國民素質提高、未來經濟實力和財政收入增強，是償還國債的可靠保障。 

　　有一件事情讓他異常興奮。不久前他剛讀完沙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就在這本500多頁書的最后一頁，他思考了10多年的理論終于有了共鳴者：我們希望有理性的經濟思想會代替迷信和誤解，在平衡預算的口號失掉了它限制政府支出的作用之后，良好的社會應該用代價和益處的分析來代替它。讀到這他幾乎跳了起來。 

   “花錢比掙錢更有智慧”

    ——專訪劉道興

　　經濟視點報：1996年，你主動從省委組織部來到社科院工作，很多人都不理解。當時是出于什么考慮？因為個人興趣嗎？

　　劉道興：也不完全是，咱也不是特別清高的人，畢竟是提拔。不過，選擇這個單位跟自己喜歡琢磨一些理論問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有關。到這里以后，我很快對社科院工作形成自己的一些認識，省里面給你確定的級別和位置是很高的，是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團，是讓你站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來思考河南的發展。要擔負起這個責任、使命，你應該對個人利益看得淡些，多讀書，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始終圍繞老百姓的需要思考。因此，這些年我在河南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上思考得很寬泛。

　　經濟視點報：為什么你對教育問題的研究情有獨鐘？

　　劉道興：我是一個農村孩子，我的命運就是因為考上大學，又公費讀了研究生改變的。我每次回老家，見到自己曾經的同學，他們的孩子仍然很難上大學。因此，我對自己的人生追求進行思考，我們為什么不能讓孩子們都接受好的教育？誰不比誰聰明多少，區別就在于他受教育的程度。因此，我的人生就追求這個、研究這個。

　　經濟視點報：中國的財政收入已達到了6萬億元，為什么你還堅持主張政府舉債興教？

　　劉道興：一個國家財政收入大的時候，需要財政投入的領域就越多。比如三農發展需要錢，城鄉協調需要錢，遇到自然災害需要錢，等等。因此，寄希望于財政大規模投入教育不可靠。況且國家有20萬億的錢放在銀行里，為什么不用呢？我就主張中國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每年拿出幾百億美元，用于購買世界上最先進的教學科研器材和設備，武裝中國的學校。要提高教育質量，就要把最先進的儀器買回來武裝學校，尤其是金融危機的時候，這是最合算的。一個民族要精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家庭、一個個人一樣，花錢要比掙錢更有智慧。在中國這一片土地上，現在總的情況是，一邊是蓄滿了水的大水庫，另一邊是一片干裂的土地。金融部門就是那個大水庫，教育領域就是那干裂的土地。我的使命就是在大水庫和干涸的土地之間架起一根管子，我研究的就是這個學問。

　　經濟視點報：政府舉債會不會引發其他問題？比如說，前幾年某些高校因資不抵債幾乎破產。

　　劉道興：學校是國家和民族高質量的資本，歸國家所有，而建學校的經費由學校承擔，這是沒有道理的。因此我提出，誰所有誰投資，誰所有誰舉債，政府應成為向銀行舉債的主體，只有這樣才能讓學校從債務重壓下解脫出來，輕裝辦學，提高教育質量。目前，政府應把學校的債務普查清楚，只要是合理的債務，就應從學校移交到政府，至少應先由財政出錢為學校建校債務貼息。

　　經濟視點報：根據你的調研，有成功的先例嗎？

　　劉道興：從負債這個角度講，一個國家在現代化快速發展的時候，需要政府用舉債的辦法把公眾積累轉化為公益事業、基礎設施建設。比如日本，現代化程度很高，政府負債率已達到了國債債務依存度的160%。再比如美國，是世界上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它的國債債務依存度目前已達到了80%多，而我們國家僅為20%多。所以，我在給國家和有關部門的建議中提出，假如把全國的學校全部高質量、高標準建設好，需要3萬億~5萬億貸款性投資，我國因此把債務依存度提高10個百分點也是值得的。關鍵是這個債務對于民族而言并不是債務，因為我們的錢實實在在地放在銀行里，現在國家把它盤活，建成學校，讓我們的孩子都能在牢固的學校里受教育，這是最合算的事情。

　　反過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盤不活的時滯儲蓄，對應的是實體經濟生產能力的限制。目前我國既有錢，又有鋼材、水泥、勞動力等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