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實現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鄭新立說，我不贊成現在社會上出現的一種輿論，認為中國的快速增長期已經結束了，經濟增長放緩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根據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預測往往落后于實際，包括一些專門搞預測的人的預測也往往落后于實際。對中國通過改革把潛力釋放出來所形成的巨大能量，人們往往估計不足。

    那么怎樣通過轉變發展方式贏得未來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呢？鄭新立分析說，根據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經驗，人均G D P達到17000美元的時候，經濟快速增長期才結束。關鍵是要通過改革把這種增長的潛力釋放出來，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十七大就已經提出了產業升級、經濟轉型以及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然而5年過去了，一些重要領域的發展轉變卻不是前進了，而是后退了，好多指標更差了。比如說，發展方式轉變首要任務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擴大消費的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是很明顯，從十七大到十八大，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惡化，投資率更高，居民消費率卻下降了。投資率前兩年上升到49%的歷史最高點，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的歷史最低點。

    為此，十八大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強調要以轉變方式為主線，以科學發展為主題。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看來關鍵是要深化改革�，F在各個方面改革的呼聲都比較高，都說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改，改革的重點放在什么地方，意見很不一致。所以現在如何凝聚改革共識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應該圍繞發展方式的轉變來凝聚改革共識。我國前30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關鍵是圍繞著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那些舊體制來改革。檢驗改革是不是正確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是不是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只有通過改革來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解放生產力，才能實現未來20年的平穩較快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要向消費驅動型轉變

    2010- 2011年這兩年我國的投資率上升到49%，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這種狀況全世界獨一無二。必須增加消費，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

    鄭新立說，轉變發展方式第一個任務，就是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現經濟發展由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過去30年我國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來實現的。我國投資的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一倍以上，但是許多的物質消耗都處于世界第一位。

    產能過剩是當前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矛盾。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使發達國家市場疲軟，削弱了對中國商品的進口能力，更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增加消費，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國居民消費率曾經達到52%，2010-2011年這兩年我國的投資率上升到49%，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投資率高于最終消費率一個百分點，這種狀況全世界獨一無二。美國的最終消費率最高時超過90%，居民消費最高超過70%。

    此外，產能過剩的問題還要從認識的根源上來解決。這個根源就是，我國過去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其突出的特點就是短缺，需求膨脹，供給不足，所以我國現在對產能過剩矛盾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認識�？茖W發展觀是以人為本，本質就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與人民共享，但是實際中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跟不上生產擴張的速度，消費能力趕不上生產擴張的速度。這樣就出現了嚴重的全面的產能過剩。前30年的經驗教訓就是急于求成，用高投資率實現高增長，結果欲速則不達。只有認識到這個根源問題，才能痛下決心對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做一個大幅度的調整。

    現在在我國，在分配方面大部分是由企業來決定職工的工資。那么企業在分配中當然愿意多留點利潤，壓低工資，這樣就造成總體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G D P的增長速度。所以十八大提出了兩個同步：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要與經濟增長速度同步，居民職工的增長速度要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去年實現了收入增長高于G D P的增長這樣一個好現象，但是這種緩慢的小幅度的調整，不足以解決積累多年的矛盾，必須要有大幅度的調整。簡單地說就是讓老百姓的工資增長快一點，口袋的錢多一點，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錢多一點，讓更多的人買房子，買車，出去旅游，搞文化消費，讓自己的子女接受好的教育。

    提升消費還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鄭新立說，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是我國國民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國務院就發布了鼓勵第三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召開了全國加快第三產業的會議。20多年過去了，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局面仍未改變。現在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是43-45%。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只有34%。而全世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平均水平是62%，發展中國家是50%。也就是說我國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