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賈之神。人遇有爭執時，求彼之明見決斷。旱時人們又向彼求雨，又可求病人藥方，被人視為驅逐惡鬼兇神之最有力者。”

　　也有認為“關羽一生忠義勇武，不為金錢折腰，由此被世人附會成具有司命祿、估科舉、治病除災、驅邪避惡等“全能”法力。人們之所以奉關公為財神，大概是因為關羽不為金銀財寶所動，世人尤其是商賈們都敬佩關公的忠誠和信義，希望關公做他們發財致富的守護神。”

　　以上說法都有道理，不過都是大而化之，未能深究緣由根本。鑒于當今海內外華人商家供奉關公者甚眾，故有必要縷述始末根由，并對中國人格化財神的歷史略作歸納。

　　中國的人格化財神其實來源于佛教，這就是唐代開元年間由不空引入的印度佛教護法神毗沙門天王（vais'rābvana），原名俱毗羅（kubera），是古印度神話中的北方守護兼財富保護神。在《增一阿含經·四天王品》、《大集經》、《金光明經》、《愚賢經》等都有他護持佛法的記載。但有關傳說自唐代特盛，洛陽龍門石窟、敦煌壁畫、四川大足石刻中都有他的塑像或者繪像，敦煌壁畫還常描繪他渡海時眷屬隨從拋撒金銀財寶的場面。毗沙門從唐末改為“北方天王”，宋后更降格為佛寺四大天王之持傘的“北方多聞天王”，三子哪吒則繼續隨同其父，成為道教“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宋代關公開始承襲毗沙門戰神功能，金、宋、元、明、清歷朝無不如是，也順勢承襲毗沙門財富保護神的地位，也應當為后世佛教所承認。今之名剎諸如北京雍和宮，紅螺寺藏、漢寺廟財神殿獨供關公，實即緣此。

　　關公成為財神還有道教因素，后世關公形象所以會是“面如重棗”，實緣于他是“火德真君下凡”的傳說。道教之《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經》曾以南方火德真君為“主長養萬物，燭幽洞微。如世人運氣逢遇，多有災厄疾病之尤，宜弘善以迎之。”其中“長養萬物，燭幽洞微，運氣逢遇”都是商家所謂“生意”（即《易》“生生之謂易”之意，或《大學》謂“生財有大道”）所必須條件。故“火神”或者“火德真君”亦被納入財神之列。舊時專門設立有一種財神組合，為“關公、財神、火神”，而以隱然身兼財神、火神的關羽居中，就是為此而設。

　　關公成為財神的第三個要素來自儒家。理學史觀先以“《春秋》大義”肯定了劉蜀及關羽北伐“威震華夏”的聲勢，中明以后中國社會開始再一輪社會轉型，“儒商合流”為晉、徽兩幫奉為圭臬，尤其是晉商汲取儒家“世守其業”的理念，作為“鄉人”的關公自然成為他們“以義取利，誠信天下”最佳形象代言人，并隨著他們篳路襤縷，周行天下的足跡，漸次延伸到城鎮鄉村，山林邊陲。他們的這種切實努力，而后為儒臣儒生所接受或默認，也最終奠定了關公作為“主財神”的正統地位。清代有一種相當普及的財神組合，關公獨立在上一層，下一層為一位或數位財神，叫做“上關下財”，也許正說明關公與其他財神間不平等的關系，或者寓有商業理念中也應該“道德至上”的涵義。

　　民間年畫中有把關公與比干并列，或上關下比，印在一張紙馬上，作為招財納吉的喜慶圖像，在過年時懸掛在中堂之上的。20世紀初，俄國漢學家Ｂ.Ｍ.阿列克謝耶夫曾經在中國搜集了大量年畫，其中有幾幅財神年畫，他還寫過論財神的論文（《財神的年畫、信仰及財寶的象征》見《中國民間年畫》，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據他說，他所收集的都是清末民初的民間年畫。在中國南方，把關公作為財神信奉的觀念比較普遍。他曾問過信仰財神爺的中國人，年畫上畫的是什么人？回答說：財神。再問：財神是誰？答：當然是關公，還能是誰！

　　Ｂ.Ｍ.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于清末搜集的現藏于彼得堡宗教歷史博物館的一幅雙財神《文武財神》的年畫（李福清《比干》，見《世界各民族的神話》，蘇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便是上關下比。年畫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武財神關公，身穿戰袍，端坐在畫面上方正中，左右為關平和周倉，戎裝打扮，手持武器，威風凜凜，武財神腳下祥云圍繞，頗有神仙風范。年畫的下部是文財神比干，頭戴相紗，身穿大紅蟒袍，手抱如意，神態慈祥端莊，一派正義凜然的樣子。比干的左右，想是福神天官（或利市天官）和招財童子，后者雙手捧著盛財寶的托盤。年畫的正下方是聚寶盆，年畫色彩鮮艷，線條清晰，給人以深刻印象。

　　此外，中國民間還有準財神范蠡、劉海蟾，偏財神“都天至富財帛星君”、“五路神”、“五通神”、“利市仙官”、“招財童子”、“和合財神”、“五顯靈順王”等，限于篇幅，略去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