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財神爺？有論者認為，趙公明與姚少司師徒倆是瘟神，直到《封神演義》成書的明代，作者許仲琳才把他們作為財神，關羽、比干是忠義之臣，劉海蟾是道家方士，而只有范蠡是一位生財有道的大商家，所以真正的財神應該是范蠡。等等等等。可惜學界前賢鮮有論列，或者以為無稽之說“夫子不足道”，或者以為盡人皆知而弗道。

　　近年社會轉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關于經濟的中國傳統，以致民俗風情中表現出來的財富文化逐漸進入學界視野，也有一些學人論述。采取的方式不外兩種：一種是田野調查，采訪搜集口頭傳說及圖像文物資料，以為論據；另一種則是據近代一些資料立論。但我以為，田野調查雖然合乎西方人類學的學術規范，但是西方沒有連續性史料，尤其是碑刻方志的傳統，且口頭傳說變異性極大，且局限于當時一地，因而難以進行歷史年鑒派所謂“長時段”（lon g time）的敘述；近代資料倉促而成，且敘說隨意性較大，也難以作為論說依據。

　　筆者二十年來一直從事“關公信仰”的考察研究，著意于將典籍民俗互動，經濟社會聯系，民族宗教關聯，文學歷史影響融于一體，以凸現中國傳統社會價值體系建構的由來演進之跡。所得二百余萬字已于2005年析為五卷在香港出版。其中也涉及到關公何以會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主財神”的問題，角度及結論與所見前人高論頗有不同。故不揣冒昧，借此論壇將個人思慮所得，輯為此稿，以就教于方家同好。所論或有不當，敬請諸公不吝批評，有以教我。

　　釋“財神”

　　對于貨殖增富，中國人從來就有自己特殊的理解。從語義學角度說，西文商業（business）的詞根是忙碌（busy），部分證實著他們商業觀念的起源。而中文謂之“生意”，則取自《易經》“生生之謂易”。所以儒家經典如孔子編傳的《周易》中，就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系辭·上·傳》）

　　或者《孟子》：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

　　素稱“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尚且有這些說法，遑論佛、道兩教多元神祗，隨時隨機可以增設神位，供人膜拜？財神所以不會在兩河流域產生的一元神教，比如猶太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中出現，而偏偏會在中國應運而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實中國人就從來就不缺乏對于“快速致富”的幻想。司馬遷《貨殖列傳序》中早已明言“牟利沖動”的不可抗拒性質：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

　　由于史無明載，上古至西漢商人有無財富信仰，以及信仰為何的問題，史籍向付闕如。其實三星堆一號墓中的銅樹究竟代表何物，至今也沒有搞清楚。但是隨著近年三峽地區大興工程，陸續有掛著五銖錢的銅制“搖錢樹”出土，唯緣文管部門懵懂無知，不知收藏，故大型完整者多被盜運到海外。當然，此題研究尚在起步探索階段，未能驟定，但是聯系《史記》、《漢書》中夸耀蜀商如卓文孫、鄧通、巴清寡婦等“富可敵國”，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搖錢樹”就是兩漢商人財富崇拜的遺跡。

　　但是凡是財富，總是要消耗的，誰也不能保證只賺不賠。唐代中期中國又一次面臨商業社會，流行一種貨幣叫做“飛錢”，有點兒今天銀行匯票的意思。于是有人幻想：要是這錢能自己飛回來有多好啊！所以才有了《太平廣記》中關于“青蚨”的描寫。大意是說這種飛蟲母子相依，母在子歸，子在母歸，如果把銅錢涂上他們的血，無論母子都會自動飛回來。將母子之情與錢幣的反復孳生聯系一起，且能克服空間距離，以此可致交易之錢自動回歸，頗具想象力，顯然是當時產生期票“飛錢”的神話版，現在看來，倒是頗合“生生之謂易”的本義。

　　推想起來，“財神”人格化形象，其實是來自古印度的靈感。如印度今存的婆羅門德里貝拉廟，其主神為保護神，其妻為財富神，右方騎母虎的女神是力量之神，左邊供奉為濕婆是破壞之神。而同出于古印度的佛教為了夸飾西天極樂，每以連篇累牘之章句，形容財富之無限。比如《華嚴經》反復描摹“佛富貴”，不過以琉璃、摩尼珠、瓔珞、寶華諸物，張大其數，至百萬千億。更可笑者，復以此等物堆迭顛倒，如云：“五百寶器自然盈滿，金器盛銀，銀器盛金；玻璃器中盛滿硨磲，硨磲器中盛滿玻璃；碼磟器中盛滿珍珠，珍珠器中盛滿碼磟；火摩尼器中盛滿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滿火摩尼。”所以一旦說動佞佛之君主貴族，就會被要求用大量金銀珠寶供張佛堂，以表其誠，同時也表示對于佛教彼岸的向往。這個風習由來已久，而在唐代開始大盛起來的。

　　文財神比干

　　中唐以后由于唐廷將茶，瓷由貢品改為商品，以應付回紇、吐蕃等游牧民族的索需，并且開榷征稅。又實行“兩稅制”以順應人口大量流動的現實，中國的社會形態開始出現引人注目的轉型，這就是近年歐美日本學界盛行“唐宋社會轉型論”的基本原因。宋代這個趨勢有增無減，并形成了一整套“重商主義”的國策和制度，尤以宋徽宗時代蔡京“紹述新法”，提倡“豐亨豫大”為甚，全民經商風氣甚濃。此事涉及頗多，筆者另有專題論述，此不贅言。

　　值得注意的是，已知中國人供奉財神的最早明確的記述就發生在這一當口。《東京夢華錄》卷十二記載：

　　“十二月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鐘馗、桃板、桃符及財神、肫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

　　其中“鹿馬”一詞，應為“祿祃”的諧音，“祃”是一種紙質神像，是供完以后焚燒的。此處所言“財神”為誰，實難稽考，但種種跡象表明，很有可能就是比干。或者換一種說法，比干可能是中國最早敬奉的人格化財神。

　　對于比干最早的記載，出于西周初年的《尚書·泰誓》：

　　“今商王受……□(斫)朝善之脛，剖賢人之心。”

　　《史記》也記有比干的事：

　　“紂愈淫亂不止.....；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強諫紂。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殷本紀》）

　　“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周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