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誰是信陽第一個歌手？

　　2006年11月26日，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行走于中原大地，感嘆在河南他“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馮先生認為，“河南是中華文明的腹地，正宗的中華文化在河南”。

　　信陽民歌作為河南文化中罕見的融“豫韻楚風”于一體的珍寶，其源于何時？是誰用本真的嗓子喊出了第一聲？至今已無法考證。正像整個人類的歌唱史，它的起源有達爾文的性欲要求說、模仿說、勞動節奏說、感情說、呼喊說等十幾種假說。

　　上古時期，淮河流域居住著以少昊為首領的東夷集團，他們以鳥為圖騰，認為鳥是神的化身，是人神溝通的使者，他們注意聆聽鳥的歌唱，認為那是神的聲音。

　　可以設想，在淮地先民中，有那么一個人，先是模仿鳥的歌唱，后來自己偶爾唱出幾個音，覺得好聽，又高聲唱一遍，巖壁回應了他的歌聲，這讓他很興奮。于是他把剛才唱的幾句又連續唱出來，并按照他的意愿控制他的歌聲，唱出他想唱的調子，這意味著他已經能創造旋律，讓音調結合目的發生，形式也變得復雜，完全超越了一個鳥以同一音高或同一組音高的啼叫，充分體現了人類歌唱的最基本也是最典型的特性即音樂的轉換性。這個人就是信陽的第一個歌手，他回蕩在巖壁間的歌聲就是信陽的第一首民歌。

　　隨后，淮地先民又在鳥的飛翔中萌生了“巫”(舞)的意識。

　　后來，出生于東夷集團的一個名叫成湯的人建立了商朝，他的趣味變成了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征，商人“喜歌舞、敬鬼神”，商之后至周至楚，淮地先民信神事鬼，巫風極盛，客觀上發展了原始歌舞。

　　巫走下了神壇，歌聲開始由娛神變為娛人，流入民間。《詩經》中的《召南》等篇，有人認為即是大別山和桐柏山周邊的民歌。

　　之后，信陽音樂器物的留存，進一步確證了信陽民歌源遠流長，其中最著名的文物就是平陽城遺址出土的戰國編鐘。

　　2006年12月4日早晨，我和同事何正權一起趕往信陽市北30公里的平陽城遺址。

　　107國道邊，一片曠地，濃重的寒露打濕了荒草，何正權比畫一個盡可能大的圓圈說：“這方圓十幾平方公里，都是遺址區。我們站的位置是一片戰國楚墓，有一部分曾經發掘，發掘完成后馬上回填，所以地面看不出什么痕跡。”

　　出土編鐘的楚墓編號為一號，發掘時間為1956年夏天。當時出土的編鐘是一套13件，在中國考古歷史上第一次發現編鐘。

　　編鐘出土時相當完好，沒有傷痕，每只鐘上只有薄薄的一層黑色氧化面。經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測試，音律準確。1958年7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一次播了用這套編鐘演奏的《東方紅》樂曲。1970年，這套編鐘演奏的樂曲，被裝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遨游天際，響徹太空。該編鐘曾隨中國對外文物展覽先后赴丹麥、英國、美國等國家展出。

　　用這么龐大精美的鐘，替自己歌哭，替自己向祖先表達思念和景仰，是什么啟迪了信陽人豐富的才情，是什么孕育了他們的靈氣？

　　信陽市文化局退休干部李守信說：“信陽長臺關編鐘的音律為12平均律，和現代鋼琴一樣，所以它可演奏現代音樂。但編鐘的音階六聲缺角(mi)，與我們信陽地區至今傳唱的民歌音階特點相同。代表黃鐘大呂、大雅藝術、正宗藝術的編鐘，其實和有幾千年歷史的信陽民歌是一個母體。“

　　揭秘——信陽為何民歌多？

　　信陽民歌多，歌手多。信陽人自己夸自己：丫丫葫蘆丫丫油，我的山歌在里頭，唱了九天搭八夜，春唱到夏夏到秋，搖搖還剩半葫蘆。

　　還有一首更是氣度豪邁：五句山歌五句單，下過湖南到四川，湘川兩省歌千首，沒我五句歌新鮮，會唱五句是歌仙。

　　如果碰到外來的民歌手，雙方會叫起板來，爭夸自己的山歌多，這就活畫出《劉三姐》里對歌的場景。

　　信陽處于河南之南，三省(鄂豫皖)通衢，發源于桐柏山的淮河，最先流經信陽，把中國南北氣候帶清晰地劃分開來。信陽八縣一市9／10的區域屬于南方。

　　翻開信陽地圖，你會看到，代表河流的藍綠色的細線縱橫著，代表湖泊的粉藍色塊像翡翠一樣散落著，它的空氣是溫潤的，它的草木是嬌艷的。如果說中原是調色板上一塊凝重的赭黃，那么信陽便是一團濡潤的青綠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信陽多水信陽人更愛水，信陽女子皆有水色，哪里有池塘哪里便有人家或村落，丘陵淺山區或深山區的人家更重水居，背倚群山，建屋于溪邊潭側。

　　“信陽的村莊多稱灣子，也叫沖和畈，種的多是稻子，小塊水小塊田，三五戶人家就是一個莊子，一個人委委婉婉地山歌哼起來，一副花挑子就能扭起來，山水縱橫的地理環境決定它的藝術特征，是輕便輕巧靈活細膩。北方演員面對的是幾千人的大莊子，一登臺，下面黑壓壓的人群，他的演唱必須高亢有力，鑼鼓喧天，才能鎮得住觀眾。”信陽市民協主席廖永亮說。

　　地理環境是文化創造的自然基礎，人文因素則是影響文化生成的重要因素。黑格爾曾說：“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愛奧尼亞明媚的天空固然有助于荷馬史詩的優美，但這個明媚的天空絕不能單獨產生荷馬。”

　　從文化傳承這個人文因素看，淮河不僅是中國南北氣候帶的分界線，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分界線，兩種文化相互融合，整個信陽飄揚起“豫韻楚風”。楚文化中的民歌藝術發軔較早，春秋時期，楚國文學創作的突出成就是詩歌，而詩歌的母體便是民歌。《詩經》中的《周南》、《召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如果說中原文化屬龍，那么楚文化便屬鳳，“楚文化天然賦予它的不是霸氣，而是性情；不是剽悍，而是空靈；不是粗獷，而是凄愴；不是征服，而是不屈。”信陽作協主席陳峻峰說。深受楚文化影響的信陽民歌，其委婉多情，可想而知。

　　在對信陽的走訪中，一不留神我們就會越了省界，到了湖北和安徽。信陽有3／4邊界線蜿蜒于皖鄂兩省，八縣一市皆受皖鄂影響。

　　位于潢川縣的小潢河是淮河的一個支流，一百五十多年前，這是個熱鬧的內河碼頭。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從淮河逆流而上，湖北、湖南的商人從長江兩岸打馬北上。他們帶來了鹽、絲綢和陶瓷，也帶來了成船的歌女娼妓。花船或商船在水面上輕輕蕩漾，溫柔得像曖昧十足的床。一名江南花船女子，手拿清脆的碟子唱起來：“蛾眉月兒半邊缺，等郎等到大半夜，桐油點了二三盞，燈草燒了七八節。情郎不來燈不滅。”歌在信陽人中間流傳開來，天長日久，變成了信陽人的“口水歌”。

　　信陽音樂人王平安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我和潢川縣文化局的同志采風，一位老大娘滿肚子民歌，可找不到感覺。熟悉她的人給她找了個碟子，她拿筷子一敲，唱得不知道歇氣。”拿碟子唱曲的場景，我們在電影《洪湖赤衛隊》里看過。這個老大娘，承襲的該是安徽民歌。

　　歌從南方來，歌到北方去。無論是江浙商人溯水而上到信陽做生意，還是信陽人放排到蘇杭，總會把外來的音樂帶過來。信陽的民歌兼容并收，吸收了外地民歌的養分，成就了自己的特色。

　　在信陽，我們可以聽到皖南民歌、湖北民歌甚至江蘇民歌，流傳全國的《孟姜女》、《茉莉花》在信陽廣泛流傳并有多種變體。“信陽民歌不管是出于無奈還是出于寬容，接納了相當部分的外地民間音樂，將其精華吸收融會到自己的軀體中。”信陽音樂人黃鐵成說。

　　多山多水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信陽人的抒情方式不是大鑼大鼓的戲曲，而是委婉細膩的山歌。人文傳承上，楚文化的滲透，促成了信陽民歌的進一步發展。便利的水運交通、南北交融的經濟流通，又使信陽民歌領風氣之先，成為當時一個“時尚”敏感的地區。這一切，導致了信陽民歌多，歌手多。

　　信陽民歌“兼收并蓄”的特點，卻如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廣泛吸收，豐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讓自身特色變得蒼白模糊，不再亮麗。所謂民歌色彩區，是民歌風格個性特別突出的區域，信陽處在各民族色彩區邊緣的接合地帶，它的個性被各地民歌交融磨蝕，直接后果是，“民歌數量很多，但被音樂界認可具有突出個性可作為一個區域代表的民歌又寥若晨星”。

　　這正是它被現代音樂史家們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吧。(記者盛夏首席記者何正權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