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東漢末年的漢魏受禪事件，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我國有文字歷史記載以來第一次政權和平交替的典范；是對我國史前文化傳說中禪讓制的繼承和發揚。它直接導致了統治中國四百余年的劉漢王朝的滅亡和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結束了東漢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并起、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為晉朝的重新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現就漢魏受禪的前前后后談一談膚淺的看法。
 
    一、漢魏受禪的歷史背景
 
    東漢自和帝起到靈帝的九代皇帝中，大多都是在幼年被推上皇寶座的，又都是短命的皇帝。其中和帝劉肇10歲稱帝，在位17年。殤帝劉隆則壽命更短，死時年僅2歲。安帝劉祜也是10歲登基，32歲駕崩，順帝劉保以11歲登基，在位19年，30歲時死亡。沖帝劉炳即位時年僅2歲，3歲就死去了。質帝劉瓚8歲即位，9歲時被外戚梁翼毒死。恒帝劉志15歲被梁翼扶上皇帝寶座，36歲時死亡了。靈帝劉宏34歲死去，在位22年，登基時也僅12歲。靈帝死后，17歲的劉辨被外戚何進扶上皇帝寶座，第二年便被董卓先廢后殺。從以上所述的東漢9代皇帝中，以靈帝劉宏在位時間最長（22年），壽命最長（34歲）；殤帝登基時年齡最小（僅1歲），壽命也最短，死時僅2歲；又以少帝登基年齡最大（17歲），在位時間最短（8個月），而這些皇帝的沉浮大多與外戚或宦官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東漢中后期的幾代皇帝幾乎都是在幼年或童年即位，由皇太后臨朝稱制，造成了外戚的專權。到皇帝長大后，專權的外戚就與皇權發生矛盾，皇帝便依靠宦官誅除外戚。于是又出現了宦官專權，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相互傾軋，是東漢中后期政治上的一個顯著特點。同時也是東漢后期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根本原因。特別是靈帝死后，外戚何進為清除宦黨，與袁紹、董卓誅殺宦官，因密外泄，反被宦黨所殺，可謂“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
 
    時任并州牧的董卓先是接到何進的通知，在率兵進京途中聞知何進密謀外泄被殺，京城有變，急率軍進入京都洛陽，控制了東漢政權。廢少帝，立少帝之弟，9歲的劉協為帝，是為獻帝，改元初平。董卓則自稱丞相，不久又毒死了少帝劉辨。董卓掌權后在朝中飛揚跋扈。他的部隊野蠻殘暴，在京都洛陽“淫略婦女、剽虜資物”（《后漢書·董卓傳》）甚至以擊殺盜賊為名，大量殺戮無辜百姓，如“卓嘗遣人到陽城，時人會于社下，悉令就斬之。架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系車轅歌呼而還”（《后漢書·董卓傳》）。公元192年司徒王允、司隸校尉黃琬與呂布合謀，殺死董卓。之后，董卓部將李傕、郭汜以替董卓報仇為名進攻長安，殺王允、黃琬等。隨之李傕、郭汜互相攻訐，在長安城中廝殺。“一人劫天子（李傕）一人質公卿（郭汜）”（《資治通鑒》卷五十三）使長安城中“人相啖食，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后漢書·董卓傳》），公元195年冬，獻帝在楊奉、董承等的保護下逃出長安，繞道安邑（今山西夏縣），196年春才輾轉到達洛陽。當時洛陽的情形已經是“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饑死墻壁間，或為兵土所殺。”（《后漢書·孝獻帝紀第九》），直到曹操從洛陽迎獻帝都許，才轉變了獻帝窮途末路，心驚膽顫的窘態。
 
    從另一個方面講，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的結果，直接導致了階級矛盾的不斷激化。桓帝，靈帝時，東漢統治集團更加腐朽。桓靈二帝后宮彩女數千人，衣食之費日耗數佰金，為彌補國庫之不足，就加征田稅，甚至賣官鬻爵。為了買到更高更實惠的官爵，買官者甚至不惜付數倍于定價的價格，僅曹操的父親曹嵩買太尉一職就花了一億錢，比定價高出了十倍。除此之外，統治者還巧立名目，任意攤派，把災禍轉嫁到廣大農民身上。
 
    統治者的殘酷壓榨，加上連年災荒，廣大農民不得不被迫離鄉逃亡。公元170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了夫婦相食的慘狀，農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公元184年，終于爆發了東漢末年黃巾軍農民大起義。在“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口號感召下，“全國三十六方同時并起，燒官府取州郡，殺長吏，摧毀豪強地方田莊，沒收其土地、財產，開倉救濟貧民，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中國古代史·第八章·第五節》）至公元192年，起義軍已發展到百余萬人。經過這次大起義，基本上瓦解了東漢政權。獻帝所接管的東漢王朝，已經處于名存實亡，風雨飄搖的狀態之中。
 
    二、曹操的崛起與“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字孟德，小字啊瞞，沛國瞧（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靈帝時曾官至太尉，據文獻記載，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征拜議郎。”（《三國志·武帝紀》），是我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地主階級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在削平東漢末年天下分崩離析，諸侯群雄混戰割據，統一中國北方乃至整個中國重新走向統一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說到漢魏受禪，盡管當時他已去世，但是仍然不能不提到他。
 
    公元189年，曹操自與袁紹等結盟起兵討伐董卓開始征戰生涯，到公元220年（東漢建安25年）中，通過自身卓越的才能和宏圖大略，在平定黃巾軍農民大起義，消滅袁紹北方勢力，削平軍閥混戰局面中屢建奇功，把長江以北的大半個中國逐漸置于自己的實際掌控之中，成了中原地區的真正主宰者。
 
    公元192年（漢初平3年）曹操在平定黃巾軍起義中受降黃巾軍30余萬人，男女百余萬人，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三國志·魏書》），公元196年（東漢建安元年）曹操乘李傕、郭汜因內訌而相互攻伐，洛陽陷入一片混亂之際，接受荀彧、程昱、董昭等人的建議，從洛陽迎獻帝都許，從此假獻帝旗幟，號令全國，是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開始。這一年獻帝拜曹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201年，曹操以奇謀在官渡之戰中擊敗北方最強大的政治對手袁紹，為統一北方奠定了堅實基礎，以后曹操又先后鏟除袁尚、高干等袁紹殘余勢力。平定北方的烏丸、匈奴；消滅了馬超、張魯的西部敵對勢力至公元220年（東漢建安25年）整個長江以北大半個中國已在曹操的實際掌控之中。
 
    那么，曹操有沒有廢漢稱帝的野心呢？筆者只能談一些歷史事實。建安十三年，曹操罷漢三公，置丞相，自為漢丞相，建安十五年，曹操自表心志“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后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國志·魏書》）建安十八年，曹操被獻帝拜為魏公。建安二十年五月，獻帝進封曹操為魏王。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孫權上書稱臣，并勸曹操稱帝，曹操拿著孫權的表章對從僚屬說：“是兒欲踞吾著爐上耶”（《魏略》）。也同是在這一年，漢待中陳髃、尚書桓階上書要曹操廢漢自當皇帝，云：“殿下應期，十分天下有其九，以服事漢，髃生注望，遐邇怨嘆，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三國志·魏書》），曹操則以“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對。從以上曹操的所作所為看來，曹操并沒有篡漢之心，不論是因為遠在西南的劉備及遠在東南的孫權都虎視眈眈也罷，還是曹操本不存篡漢之心，不愿落篡漢罵名也罷，縱觀曹操掌控漢室天下幾十年的作為，曹操都踐行了“吾為周文王矣”的諾言。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病逝洛陽，年六十六歲。縱觀曹操一生，他具有超凡的膽識和雄才大略，有知人善任、求賢若渴的坦蕩胸襟；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天才軍事才能，有雄渾豪邁、坦蕩激昂的文學家的氣慨；有以民為本、于民生息的政治風度。盡管歷史上對他的評價眾說不一，但他畢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代梟雄和有作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對魏晉時期社會的繁榮，各民族的大融合，推動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功不可沒。
 
    三、漢魏受禪與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
 
    曹操病死洛陽之后，漢獻帝命曹操的兒子曹丕嗣位為魏王，改年號建安25年為延康元年，到這一年的十月，其間先后發生了以下幾件大事。
 
    第一，漢獻帝親下詔書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髃兇，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宇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余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謙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三國志·魏書》）通過這一事件，曹丕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掌握了漢室朝廷的大權。獻帝這樣做的目的，一是憚于曹操的威勢，不得不讓曹丕子承父業，繼續掌控漢室大權。二是鑒于曹操剛剛剛去世，曹丕的威信還沒有確立，朝中出現了權力真空，讓曹丕掌權有利于朝政的穩定。三是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與其讓人把權力從手中奪去，還不如送個順水人情。四是獻帝還可能對曹氏父子抱有幻想，讓曹丕掌握大權來延緩漢王朝的滅亡。總之無論怎么說，這都為漢魏受禪埋下了伏筆。
 
    第二，延康元年二月，曹丕把自己的心腹賈詡、華歆、王朗分別提拔到太尉、相國、御史大夫的重要位置，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勢力。而在以后發生的受禪過程中，賈詡、華歆、王朗都成了曹丕的得力干將，為曹丕通過禪讓的形式奪取漢室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
 
    第三，延康元年六月，曹丕開始南征，值得說明的是，曹操是這一年的正月病逝于洛陽的，曹丕也應該是在洛陽接受冊封的。在這不到半年的時間中，曹丕既要為乃父料理喪事，又要培植自己的親信勢力，鞏固自己的權力，同時又要為受禪當皇帝作一些必要的準備，因此無暇顧及其它。待這一切都做完以后，曹丕先是在洛陽東郊舉行了閱兵儀式，然后就迫不及待的發兵南征，因為當時漢的首都在許地（今許昌縣張潘鎮），以協迫獻帝讓權交印。有意思的是，竟有不明眼的人，竟然企圖阻止曹丕的南征。時任度支中郎將的霍性就上書苦諫，勸說曹丕不要發兵南征，結果引起曹丕的大怒，招來來殺身之禍。在殺了霍性之后，曹丕“既而悔之，追原不及”。（《三國志·魏書》）
 
    第四，這一年七月甲午 日曹丕行至譙：“大飧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其間，曹丕還“親祠譙陵”（《三國志·魏書》）
 
    第五，這一年十月癸卯日，曹丕下令：“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櫘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三國志·魏書》）
 
    以上兩項，均為曹丕在篡漢之前，為收買人心而玩弄的政治手腕，目的是為了拉攏人心。
 
    除此以外，在這一年中，還多次出現了漢亡魏興的天象或異事。
 
    延康元年三月，“黃龍見譙”，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按照當時人們敬天畏命的迷信觀念，這正是大魏代漢的征兆。
 
    以上這些情況，總之一條就是大魏應該代漢，曹丕應該當皇帝，因為大魏具備了代漢的天時（異常事件）、地利（十分天下、魏有其九）、人和（曹丕已掌握了漢朝天下的大權，群臣大多是曹氏父子的親信近臣）。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有人提及魏代漢此事，就會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延康元年十月丙午日，曹丕率兵“行至曲蠡”，（今臨潁縣繁城回族鎮，在張潘西南約40華里）獻帝已感覺到皇位不穩，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做順水人情了。“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髃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這一方面說明了獻帝對天下大勢的充分理解，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曹丕早已有篡漢之心，在這種情況下，漢帝不垂首禪讓又有什么辦法呢？于是，獻帝只好下詔，把帝位禪讓于曹丕。但是，曹丕又是什么態度呢？從當時曹丕內心講，他巴不得馬上當皇帝。又懼怕落下篡漢的罵名，就只好一而再、再二三的推辭了。癸丑日，曹丕已經三次推讓了獻帝禪位的詔書。
 
    這一年十月乙卯日，獻帝再一次冊召曹丕禪代天下，這一次，又被曹丕拒絕了。在反反復復的禪讓中，一直到已巳日，在眾臣反復的勸說下，曹丕政治手腕玩盡，受禪各項準備工作齊備的情況下，才勉強同意了漢帝與眾臣的請求，勉強答應獻帝禪讓的請求，答應獻帝與眾臣，做大魏的皇帝。
 
    根據尚書令桓階的奏章，選擇在辛未日（二十九日）舉行受禪大典。于是，獻帝就在這一天把傳承二十四帝，漢家獨享四百多年的傳國玉璽奉讓給了魏王曹丕。獻帝傳曰：“辛末，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瀆。”（《三國志·魏書》）至此，自劉邦興基，傳承二十四帝，四百余年的漢王朝宣告滅亡。在東漢滅亡的第二年（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史稱蜀漢，第三年（公元222年），孫權在建業稱帝，國號為吳。從此，形成了我國歷史上三國鼎立的局面，自秦漢以來，國家統一的局面為魏、蜀、吳三國所代替。

 
    四、繁城與“漢魏受禪碑”“漢魏受禪臺”
 
    臨潁縣繁城回族鎮位于臨潁縣城西北部，潁河古道南岸，東南距臨潁縣城十五公里，西南距襄城約40公里，北距許昌市十五公里，東北距古魏都張潘（當時叫許）20公里，古官道南陽路就經過這里，在古代是一個著名的水陸碼頭。文獻記載：春秋時繁城稱“狼淵”（《左傳》：“楚伐我，又師于狼淵”），漢時稱“曲蠡”（《三國志·魏書》“庚午，行至曲蠡”）“繁陽亭”（《三國志·魏書》）“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東漢時期，亭為鄉級行政機構，正是由于曹魏在這里受禪代漢，取繁榮昌盛之意，魏國代漢以后，曹魏政權為紀念這一發祥之地，而在這撤亭置縣。唐貞觀七年，唐政府頒令撤繁昌縣使之并與臨潁縣，繁昌始稱繁城，一直沿襲至今。
 
    繁城作為魏興漢終之地，同時也是三國文化的發源地。在以繁城為中心的方圓10公里以內，可考的三國古跡遺址就有十處之多。其中在正南6公里，有當時司馬懿駐扎的行轅，現為司馬村；距司馬村西約3里，有當時司馬懿駐軍的兵營，現為司馬營村；在距繁城西南約10公里，與襄城縣交界出，有當時的運糧河，曹沖稱象處以及曹操的點將臺，據傳當年曹操就是在這里指揮官渡之戰，此地現叫做“論城”。在繁城東北方約3公里的劉莊村，有當年因獻帝下衣帶詔而受牽連，后被曹操誅殺的伏皇后墓，在繁城古城正北方3公里處的古官道旁有一個村子叫歇馬店，據傳這里就是當年獻帝赴繁城受禪時駐足歇馬的地方。至于當年為筑受禪臺取土形成的闊40畝的飲馬坑，更是為眾多三國愛好者所熟知。而在這眾多的三國古跡遺址中，最為著名，歷史價值最高，保存最為完好的當數位于繁城鎮區的“漢魏受禪臺”和“漢魏受禪碑”（又名“三絕碑”）

    “漢魏受禪臺”位于繁城鎮區最南部，緊鄰明代護城河，是為當年舉行受禪大典而修筑的靈壇。同時也是漢魏受禪事件最原始，最有力的實物見證。2001年，漢魏受禪臺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當年,曹丕在十分天歸已九分的情況下，有心當皇帝又不愿落下篡漢的罵名，于是就玩弄政治手腕，鼓動身邊的親信大臣去協迫獻帝禪讓皇權。而獻帝則迫于曹氏父子的威勢，眼見漢室江山大勢已去，不得不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同時，時任漢左中郎將的李伏首先向曹丕上表，列舉了一系怪象異事，力圖以天命論勸說曹丕當皇帝，而魏待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髃、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則為李伏勸說曹丕當皇帝推波助瀾。也聯名上表曹丕當皇帝，曹丕眼見實際尚未成熟，就下命堅決地拒絕了。癸丑日，在曹丕向眾臣宣布了自己不當皇帝的決定以后，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秘、鮑勛、武周等人又反復以李伏所說怪象異事為根據擁戴曹丕當皇帝。而曹丕則以“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決心再次拒絕。乙卯日，獻帝再次下詔書讓曹丕當皇帝，曹丕則以“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來拒絕獻帝的冊封。經過庚申日，辛酉日眾臣的反復勸進，曹丕則一次又一次的拒絕眾臣的請求。壬戌日，獻帝又一次下詔讓曹丕當皇帝，到甲子日曹丕再次退回了獻帝的策書和璽綬。丁卯日，獻帝又一次下令，冊召曹丕當皇帝，巳巳日，曹丕還是讓獻帝收回了成命。在這反反復復就皇帝寶座讓與拒的過程中，是曹丕真心不當皇帝嗎？答案是否定的。曹丕并非乃父，如今時過境遷，曹丕已經實際上掌握了漢室天下，只不過是無冕皇帝，獻帝也不過是受入操縱的木偶而已。曹丕又何嘗不愿意盡早地成為明符其實的皇帝呢！只不過是為了為自己洗凈篡漢嫌疑，落下一個在天命頤指，人心所向、眾望所歸的情況下不當皇帝不行的清名而已。于是，經過再三再四的推讓，等到華歆、賈詡、王郎等四十六位公卿大臣聯名勸進時，曹丕才辦推辦就地答應了自己做皇帝的請求。
 
    至于何時受禪，尚書令桓階等人早已為曹丕安排好了，“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召王公髃卿，具條禮儀別奏”。（《三國志·魏書》）
 
    至于受禪地點的選擇，是出于兩種考慮的，一是在繁陽亭這個地方落過鳳凰，走過麒麟，當時在這里出現過嘉禾。二是通過占卜，確定繁陽亭就是最佳的受禪地址。另外，據曹丕自己所說：“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于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三國志·魏書》）
 于是，曹丕接受了賈詡等人的建議，命司馬懿率二十萬精兵日夜不息，在短短的半個月內在距繁陽亭12華里遠的飲馬坑處取土堆成了受禪用的靈壇（今名受禪臺），根據文獻記載，受禪臺堆集成時，闊十畝，高五丈，為夯土結構，臺分三層品階臺，每層有二十七級臺階，從臺底到臺頂總共81級臺階，寓九九歸真之意。當時臺上建有受禪的行宮，每層品階臺以漢白玉欄桿圍成。按照已經擇定的受禪吉日，魏黃初元年冬十辛未（漢延康元年十月辛未日夏歷220年10月29日，）就是在這座為受禪而筑的靈壇上，舉行了隆重而肅穆的漢魏受禪大典。曹丕接過了獻帝親手奉上的傳國玉璽，宣讀了祭告天地的詔書，成了明符其實的皇帝。而獻帝則被封為山陽公。從此，劉漢王朝徹底的滅亡了。
 
    現存于繁城鎮區獻街村小學內的“漢魏受禪碑”是為把漢魏受禪事件傳之后世而立，年代在漢魏受禪之后，曹丕病逝之前，距今已有近1800年的歷史，它是記載漢魏受禪前后經過的最翔實的文字見證，是研究漢魏政權交替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與“漢魏受禪臺”同時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漢魏受禪碑”共兩通，其一曰“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其一曰“受禪表”，二碑均通高3.4米，寬1.1米，厚0.32米，圭形碑額，無華飾，分別在碑名與正文中間處，有一直經0.2米的圓形穿孔，叫碑穿，圭形碑額和碑穿共同組成了漢碑的典型特征。其中“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記述的是華歆、賈詡、王郎等46位文武公卿大臣上書推舉曹丕當皇帝的勸進表，由于這項奏章內容較長，碑的正面除按22行，每行49字排列外，在碑陰處另刻了10行。碑文整體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將上奏章的46位文武公卿的官職、爵號、名字按品級的高低排列，從“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詡······”一直排到第四十六名“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褚”。碑文第二部是勸說曹丕當皇帝的具體內容，首先講了在聯名上奏前漢帝禪讓，曹丕固辭的情況：“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群臣因天命以固請，陛下違天命以固辭。”曹丕則以“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群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遺庋，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來拒絕。緊接著從幾個方面闡述了曹丕應該當皇帝的依據，第一方面是天命，從當時對國內影響力最大的兩本書《易經》和《論語》說起，“易稱圣人奉天時，而論語曰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禪代···，武王必不悅于高陵之玄宮矣”。第二方面列舉了東漢末年由外戚與宦官交替當權造成的天下分崩，王室蕩覆的混亂局面，以及曹丕之父---曹操為漢室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漢政在閹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此之時····而始有造于華裔。”第三方面，講了曹丕當政10個月來的政績：“陛下即位，光照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穩····弘乎周文。”第四方面，從天降祥瑞的角度闡明曹丕應該當皇帝：“人神并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靈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咸素其色····無不畢備。”第五方面，說明了文武公卿勸曹丕當皇帝的由衷：“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第六方面再次從符命，曹丕的功德、民心的向背說明曹丕在這時當皇帝是“千世之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上述依據的陳述，令人信服的證明了曹魏代漢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勢之所指、神之襄助。
 
    碑文的最后是46為文武公卿的簽名落款，依次為“臣歆臣詡臣郎······臣褚”。
 
    受禪表碑正面碑文22行，每行49字，碑陰處無字。此碑分別記述了漢魏受禪的時間“魏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刻碑的原因：“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古儀，下考前訓，書錄帝王之遺事···故立斯表”，曹丕受禪的公德“皇帝禮乾綱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既該，欽明文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兆應曹丕應該做皇帝的天象歷數。“···其余甘露零于豐草，···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期之間蓋七百余見···欽授天位”，曹丕的謙遜與禪讓過程：“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皇帝乃回思遷慮，”受禪地點的選擇“卜之周易，筮之守龜···五反靡逮···，遂于繁昌筑靈壇，設遺宮，跱圭璧，儲犧牲。”參加受禪典禮并見證這事件的相關人員“延公卿士，常伯，···匈奴南單于，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長之群入自旗門，咸旅于位。”曹丕受禪及受禪后，昭告天地大赦天下的情況。
 
    此二碑至今已有近1800年的歷史，千百年來二碑一直以她珍貴的史料價值，文學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受到廣泛的推崇和贊譽。論其史學價值，二碑直接記載了漢魏受禪的始末，她的撰文者王朗、書丹者梁鵠、鐫刻者鐘繇三人都是受禪事件的親歷者，碑文中雖不乏對曹丕受禪的溢美過譽，近似阿諛之詞，但她記述的內容卻大多是歷史的真實，特別是受禪時間的記述“魏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就印正了兩部著名史學著作《三國志》、《后漢書》對受禪時間記述的謬誤。其中，《三國志》中記載為庚午日（13日），而《后漢書》中記載為“冬十月乙卯”（10月30日）。根據歐陽修《讀繁城受禪碑跋》的考證，當年10月根本就沒有30日。論其文學價值，碑文不愧是出于漢末文學泰斗王朗之手，其述事言之鑿鑿，條理井然明理深入淺出，環環相扣，讓人無懈可擊。論證旁征博引，順情入理，讓人懾服，潑墨渲染中心，而惜一字來去冗節枝，可謂添字則余，去字則損，其出神入化的絕妙手筆，后世無出其右者。論其書法藝術價值，由梁鵠書丹，鐘繇鐫刻的字體雖為八分隸書，又具備了后世楷書的特征，其結構嚴謹，體勢方正，簡繁得體，和諧統一，其氣度凝重遒勁，筆走龍蛇，豪邁縱逸，自然率直中又流露出遮掩不住的靈氣。
 
    關于后世對受禪碑的評價，現有歷代先賢贊語為證：
 
    唐·李綽《尚書故實》：“魏受禪碑為王朗文，梁鵠書、鐘繇鐫字，謂之三絕。古鐫字皆須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繁城受禪碑為王朗文、梁鵠書、鐘繇鐫刻，堪稱三絕。”
 
    南朝梁武帝：如云鶴游天，群鴻戲水，豈虛語哉！
 
    宋·李昉《太平廣記》：“鐘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奇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隸書入神，八分入妙，八分則有受禪碑，稱此為最也。”
 
    宋·歐陽修《讀繁城受禪碑》：“其巨碑偉字，其意唯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后世為可欺，與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
 
    明·邵寶：“受禪臺碑依然在，廟寺馨香看是誰”。
 
    清·楊守敬：下筆如斬刀頭，風骨凌厲，遂為六朝真書之祖。
 
    清·康有為：今禪表遺筆獨存、鴟視虎顧雄偉冠時。
 


    五、漢魏受禪對后世的影響
 
    漢魏受禪作為我國封建社會中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它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
 
    首先，它是對我國古代禪讓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禪讓制開創于我國遠古時代，史前文化傳說中，堯舜禹禪讓的故事，就是禪讓文化的最完美的表現形式，它包含著遠古先民在政權過渡中最理性的選擇，集中體現了華夏民族寬容、大度的優良傳統。千百年來一直為后世所稱道。漢魏受禪則是除史前傳說而外，有文字記載的第一次，為后世的政權更替開辟了和平過渡的先河。《后漢書·孝獻皇帝紀第九》載：“魏王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為列侯”。“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置園邑令丞。”可見曹氏在受禪事件中對待一位遜位帝王的關照和禮遇，這與后世歷代王朝更迭中血腥的殺伐又是何等鮮明的對照。盡管曹魏政權在以后的更替中被司馬氏如法炮制，但司馬氏卻沒有象曹氏對待獻帝那樣仁慈，“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一典故一定會讓我們想象得見在司馬氏專權之下，魏帝的困境。在以后我國歷代王朝的更替中，就連司馬氏對待曹氏那種裝裝樣子的情形也難以找到。“一將功成萬骨枯”，歷代王朝的建立，都是壘集于前代王朝的累累白骨之上。從這一點來講，曹魏在取代東漢王朝中所采取的大度，包容態度，不能不為人稱道。
 
    其次，漢魏受禪事件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在東漢末年的外戚宦黨相互傾壓中，社會政治腐敗經濟凋敝已經到了極點，再加上連年的災荒戰亂，給處于社會底層廣大農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社會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人口大量減少，田園荒蕪、物資匱乏，千里中原尸骨累累，荊棘叢生，狐兔出沒，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對于國家而言，東漢王朝名存實亡，特別是經受了黃巾軍農民大起義的沉重打擊，東漢王朝更是雪上加霜，大廈將傾的頹勢已經明顯的呈現出了。而與之共生的豪強并起，群雄紛爭，諸侯割據，盜寇蜂起，在無政府的狀態下恣意蔓延，社會發展急需一種新的動力來推動，一場新的社會大變革勢在必行。

    曹魏的興起正是適應了這一歷史潮流，特別是受禪事件以后，成鼎立之勢的魏蜀吳的三國為了求生存圖發展、分別對社會政治進行了必要的改革，推出了一系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有效方法，使各自轄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其中，曹魏在恢復社會經濟發展生產成效最著。在發展社會生產方面，曹操于196年（建安元年）接受棗祗、韓浩的建議，利用當時因戰亂出現的大量無主荒地和破黃巾軍得到“資業”在許下（今許昌市周邊地帶）募民屯田，一年以后就收到極好效果，以后曹魏又命國淵主持屯田，把屯田推廣到統治區各州郡，“五年中倉廩豐實”（《三國志·國洲傳》）從而解決了軍需民食。曹魏中后期，在鄧艾主持下又大興“軍屯”，在淮河中下游地區且田且守，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幾年之后，“自壽春至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晉書·食貨志》）使淮河中下游地區成了富庶之區。曹魏屯田制的推行，主觀上是為自己統一北方，穩定政權提供經濟保證，而客觀上卻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實效，對后世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最典型的要數明朝洪武年間，明朝中央政府在中原一帶實行的“移民墾殖”和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在延安解放區推行的“大生產運動”，其前者是把關中地少受戰亂，人口密集地區的大量農民移民到中原河南、山東、河北這些飽受戰亂，人煙稀少，土地大量荒蕪的地區去恢復生產，繁衍人口，有效地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而后者則在打破日頑經濟封鎖，保證解放區軍民供給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曹魏實行的“戶調制”賦稅制度，也對我國后事的賦稅制度產生了積極影響。204年（建安九年），曹操頒發了《收田租令》“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曹操集澤注》），對兩漢以來的賦稅制度進行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為以后各朝所采用。
 
    曹魏在用人上，“唯才是舉”的作法，也是值得肯定的，曹操曾先后五次下“唯才是舉”令，令中說不論人才以前有什么惡劣，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可以得到重用。曹操把“才”作為求賢的標準和準則，打破了以往重視門第和名節聲望的傳統，重視真才實學。同時又能知人善任，把大批“經國濟世”之才匯聚到自己旗下，為自己在建功立業中所用，這一點直至到今天，也是有極大的現實和借鑒意義的。
 
    在漢魏受禪事件發生的一千八百年中后人對此事議論不休，褒貶不一，但無論后世怎樣評說，漢魏政權的交替畢竟是通過受禪的形式，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是除史前文化而外，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中，以和平方式完成王朝交替的典范。而曹魏對推動社會進步的貢獻和漢魏受禪的積極意義也是有目共睹，舉世公認的。（作者：胡少杰系河南省臨潁縣繁城回族鎮文化站站長，中學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