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畫像

    齊國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幾個大繁榮時期，有人認為是三次，也有人認為是兩次，即姜姓統治的齊桓公時期、田姓統治的齊威王齊宣王時期。姜太公初封齊地的時候，地域狹小，

    好在他能夠因勢利導，與萊國人相處得融洽，尊重他們的禮數和風俗，這才站住了腳跟。齊國建國后與萊國人當然也發生了一些爭奪和斗爭，但主要是做了許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個月的時間就向周公報告，說已經完成了初步建國。而同時受封的魯國，卻整整用了三年的時間才向周公報告建國。二者建國所用的時間相差懸殊，卻并不說明齊國面臨的局面有多么簡單，實際上倒有可能更復雜。當時占據東部半島的萊夷族經濟與文化都極其發達，漁鹽資源豐富，實力強大，遠非初來乍到的姜姓政權所能匹敵，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條溝通合作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確立只是邁向繁榮的第一步，還不能稱之為齊國的繁榮。

    第一個繁榮期當是齊桓公時期，他終于成為了春秋時期的霸主。談到齊桓公的霸業和齊國的繁榮，就不可能不談談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說沒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盡致的發揮，也就不會有齊國的強大。關于齊桓公與管仲的恩怨與合作，成為歷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話。齊桓公曾中過管仲射來的一箭，巧的是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環上，等于是撿了一條命。齊桓公非但不記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薦之下，竟然任用管仲為相。后來齊桓公對管仲信任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大小事情一概由他去料理，自己倒也省了不少心。齊桓公是個有名的淫樂之徒，這樣就可以拿出大量的時間玩耍了，把治國理政的一沓子繁瑣全部交給了管仲和一個叫鮑叔牙的人。當時他把管仲的地位提得很高，稱其為“仲父”，朝內所有事項，只要有人來稟報和請示，他只回一句話：問仲父去。

    齊桓公的放任與信任，既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管仲。管仲的聰明智慧不容置疑，從他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步驟上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齊國作為一個商業集團去經營的，并最終獲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些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往往將一個時期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狀況作為唯一的成敗標準，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將齊桓公的政權給予極大肯定。至于齊國在歷史上所遭受的慘重失敗，齊桓公后期的慘狀，卻很少從管仲一手料理的繁榮中尋找原因。其實任用管仲的開始，既是經濟迅速發展的開始，也潛伏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這有點像大學者黃炎培所談到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敗亡的種子是由齊桓公和管仲一路播下去的。

    管仲出身商人。他當初與鮑叔牙合伙經商，獲利后總要比對方多取一些利益，其他人厭棄這種做法，鮑叔牙就替他打圓場，說他窮怕了，多拿就多拿吧。后來管仲又與鮑叔牙一起從軍打仗，一遇到危險就躲到后面，逃得最快，這勢必引起其他士兵的怨怒，鮑叔牙又為他找了條理由，說他家有老母，他是害怕自己被打死沒人養活母親。就是這個管仲，不久之后在兩個爭奪君位的公子之間做出了錯誤的選擇，竟然射了其中的一個，只差一點就把這個公子射死，而這個公子正是后來的齊桓公。可以想見新即位的國君該是多么痛恨這個管仲，而這時又是鮑叔牙為其說情，這才免其一死。鮑叔牙是最了解管仲的人，就是他后來傾盡全力向齊桓公推薦管仲的。

    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謂不巨，其重點始終落在發展經濟上。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沒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就不可能有強固的國防，其他事情也辦不好。但問題是獲取財富的同時還要有更長遠的政治規劃、有對社會全局的把握，謀財的手段也要正當。粗鄙的財富既不光彩，也不能保持長久。管仲所倡導的方法睿智而果斷，其中有許多可以借鑒的治世良方，它們都屬于歷史智慧的結晶。所有繁巨的改革計劃雖然一時不可盡述，但需要冷靜反思的方面也實在不少。

    首先是“女閭”的設立。“女閭”就是妓院。在春秋時代由官方公開設立妓院，可以想見是多么大膽的一個舉措。而且當時的妓院規模非常大，據記載大約有近兩萬家之多，按當時稀薄的城市人口和較小的社區規模來看，這可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歷史記載西方最早設立官方妓院的國家是雅典，那是公元前594年的事情，而管仲卻遠遠走在了前邊，至少比雅典早了50年。管仲設立妓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充實國庫；另一個目的是討齊桓公的歡心，因為這個淫亂的國君總是難以饜足。第三個目的則是為了延攬人才。管仲認為齊國要興盛，必須招集一批頭腦活絡的人士，而凡是這樣的人士大多放蕩不羈。管仲的改革措施中，規定了布衣可以為卿，也就是說，只要有利于國家施政所需要的人才，一概不講出身，皆可委以重任。

    任何一項重大的變革，都需要一批相應的人才去推行。出身商人的管仲最初在貴族集團中不受歡迎，他必須盡快糾集自己的行政力量。他設置的一項廣受注目、令后人大加贊賞的政策，就是“舉賢”制度。這是在廣大地區展開的大范圍的人才搜集活動，并且形成了一個制度：地方官員在每年正月參加朝會時都要做兩件事，一是報告政事，二是舉報賢能。地方官如果沒能按時舉薦本地的賢能之才，就要治以“蔽賢”之罪。這就打破了貴族壟斷政事的世卿世祿制，為當政者根據實際政策的需要任用官吏，打開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但是通道既寬，行走的人物也就非常駁雜，選取什么樣的人，將成為問題的關鍵。

    從管仲設立女閭以及舉賢制的操作中，可以想見他獲取利益和選取人才的急切。后者當然是為前者服務的，要使自己的政策能夠得到有力的推行，就必須擁有一大批這方面的得力執行者。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一大批經營型實用型人才得到了使用，導致了齊桓公經濟上的空前繁榮；但這繁榮的代價也是很大的，那就是過分張揚了物欲聲色，使整個社會的倫理體系遭到了破壞，國家自上而下大面積腐敗，擁有無限財富的齊國政權竟然搖搖欲墜，開始崩塌。（摘自《芳心似火――兼論齊國的恣與累》，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