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是我國書院發展的黃金時期，經過官方與民間力量的共同推動以及學者們的執著追求，書院逐漸走向成熟。作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嵩陽書院聚集了司馬光、程顥、程頤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在此講學，培養出滕子京、張載等眾多人才，堪稱古代之“清華園”。

　　1、位列四大書院之首

　　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建立北宋。宋初官學不興，書院一時取代官學成為培養人才的重要場所，加上朝廷對書院也實行積極的支持政策，宋初書院得到長足發展。一是書院數量增多，據有關數據統計，至宋仁宗時，全國登記在冊的書院就增加到29所；二是書院名氣大增，伴隨著書院數量的勃興，此時出現了一批光耀史冊的著名書院，如岳麓書院、石鼓書院等。

　　隸屬于西京河南府(洛陽)的嵩陽書院，也是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并逐漸成長為宋代四大書院之首的。據有關史料記載，嵩陽書院位于中岳嵩山之陽，背靠巍峨中岳，前有山溪潺潺，東西峰巒起伏，院中古柏蒼蒼，環境清幽，是一處參禪悟道、讀書學習的好地方。正因為如此，書院所在地原本是佛、道二教的道場。

　　原來，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就有僧侶在此修行，時名嵩陽寺，有僧眾數百人；隋煬帝大業年間，改名嵩陽觀，成為道教的活動場所。

　　嵩陽寺(觀)真正“轉身”為教書育人的書院，是與一個人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個人就是后唐進士龐式。

　　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為躲避戰亂，許多文人志士選擇了躲進僻靜的山中讀書授徒。進士龐式來到嵩山，在太乙觀聚徒講學，成為嵩陽書院的肇始。后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柴榮又將太乙觀賜名太乙書院。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宗賜書院《九經注疏》一套。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又詔令西京河南府(洛陽)重修院舍，賜學田一頃，并賜名“嵩陽書院”。當時，司馬光、二程(程顥程頤)、范仲淹等名流大師會聚書院講學，書院聲名遠播，生眾多達數百人，成為士人讀書講學的“儒宮”。

　　宋人呂東萊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海內向平，文風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岳麓、睢陽(應天府)、白鹿，天下所謂四大書院者。”宋人把嵩陽書院列為四大書院之首，其興盛程度可見一斑。

　　2、堪稱古之“清華園”

　　北宋末年，隨著金兵南下，嵩陽書院逐漸荒廢，于金大定年間更名為承天宮，元時又易名為嵩陽宮。

　　這一荒就荒了300多年，直到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時任登封知縣的侯泰于書院舊址重建嵩陽書院，聚徒延師，并建二程祠，嵩陽書院方才書聲瑯瑯。

　　嵩陽書院真正重新煥發生機當在清康熙年間。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登封名儒耿介因與朝中權臣不合，遂托病辭職回鄉。回到家鄉后，他致力于教育事業，一心要恢復嵩陽書院的教學活動。于是，他自掏腰包，擴建學舍，置買學田200畝，同時又帶領弟子開墾荒地100畝，廣招生徒，傾力辦學，一時四方學子慕名求教，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比如，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河南在開封選拔舉人，名額一縣一人。在被選中的舉人中，求學于嵩陽書院的就有五人。

　　另據有關史料記載，五代、宋時的嵩陽書院管理組織比較簡單，只是由主持人(山長或院長、洞主)負責書院的教學和管理工作。隨著嵩陽書院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組織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設了許多專門的管理職事，如堂長，主要從書院生徒中選任，負責督課考勤、課堂記錄、搜集諸生中的疑難問題等；齋長，從諸生優秀者中選出，協助主持人從事嵩陽書院的教學、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講書，主要負責嵩陽書院講解；經長，從生徒中選出精熟經籍者擔任，負責為生徒解析疑義；掌書，主要負責書院內藏書樓圖書的保管和借閱等。另外，還有門守、采樵、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雜役人員。

　　可以看出，嵩陽書院的組織機構相對比較簡單，管理人員偏少，有效避免了人浮于事的冗濫現象；嵩陽書院中許多職事如齋長、經長、掌書等都由學生擔任，提高了學生管理水平；對于不稱職者，書院予以馬上替換或是按季、按年替換，大大提高了書院的管理水平。（記者 姜春暉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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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初書院迅速勃興的原因

　　在北宋初年，書院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快速的發展，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北宋初年官學不興與科舉選拔名額增多的矛盾。宋太祖以武力奪取天下，希望偃武興文，因而大大增加科舉取士名額。然而，由于長期的戰亂不休，作為養士之所的官學在宋初基本處于廢弛狀態，書院成為科舉取士的主要來源。

　　二、是宋初寬松的文人治國政策。宋代以文治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給讀書人提供了言論自由。

　　三、是書院清幽、寧靜的治學環境與中國傳統士人曠達、清高且又憂國憂民的精神追求互相契合，備受士人青睞。

　　四、是宋初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書院的大加獎掖、大力推廣，亦是宋初書院教育快速勃興的重要因素。

　　(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