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賣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三月，范仲淹金榜題名，考中了進士。不久，被任命為廣德軍（今安徽廣德）司理參軍，負責司法刑獄機要事務。這年冬天，范仲淹要回蘇州接母親到廣德來，差人聽說范仲淹要回家，就著手給他籌集一筆路費。當差人把錢送給他時，他說什么也不肯收下。差人不解地問：“你新上任不久，手中沒有什么積蓄。離家千里之遠，沒有錢怎么回家呢”？范仲淹回答說：“我不是還有一匹馬嗎？你趕快把它賣掉，不就有回家的路費了嗎！”聽說范仲淹要賣馬湊盤纏回家，差人非常驚訝！“大人，你離家這么遠，把馬賣掉可怎么走呀？”“我有兩條腿，我這腿，可比那匹馬寶貴得多，賣掉馬匹，我徒步回家。”
 
    差人看范仲淹非常堅決，沒有回旋的余地，只好賣掉了那匹連他自己也舍不得的棗紅馬。
 
    范仲淹“賣馬接娘”遂傳為美談！
 
    范文正公好施舍
 
    宋代錢公鋪，著有《義田記》一文，表彰范仲淹創辦“義田”的行為。文中有這樣的記述：
 
    范仲淹是徐州人。他平生喜歡施舍，救濟同族中親近而貧窮或者雖然疏遠而賢能的人。范公剛做大官的時候，就買了1000畝近郊經常豐收的田地，叫做“義田”，靠它來養活、周濟許多同族中的窮人。每天有飯給他們吃，每年有衣服給他們穿。碰到嫁女、娶親、天災、喪葬等事情都有供給。挑選族中那些年紀大、品行好的人主管賬目，按時公布收支。每天施舍的飯米，每人一升；每年施舍的衣服，每人一匹絹。嫁女的施給十五千錢，再嫁的三十千錢；娶婦的施與三十千錢，再聚的十五千錢。埋葬死者再施與數目同再嫁的數目一樣，埋葬孩子送給十千錢。同族九十口住在一起的，從義田每年收入八百斛稻。拿這些收入，給那些聚居的人，充足有余，不會窮乏。丟官回家或者等候任用的人在供給之列。出仕做官的人停止供給。這就是“義田”的大致情況。
 
    好施舍與愛聚斂是區別廉潔與貪墨的重要標志之一。范仲淹把財產施與別人，自己卻貧窮及身，臨死時連辦喪事的能力都無有。他以創辦“義田”的行為，部分地實現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
 
    一家哭與一路哭
 
    北宋仁宗時期，官僚機構臃腫，州縣兩級官吏不稱職者十有八九。仁宗決定推行副宰相范仲淹為首倡導的改革運動，史稱“慶歷新政”，又稱“吏治改革”。
 
    范仲淹親自選派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察全國，檢視地方官吏為政情況，并據實報告中央。范仲淹根據各人的政績、才能和品德，對不稱職者一律降黜，不徇私情；對精明能干、政績卓著者加以遷賞。
 
    這天，他坐鎮中央，得到各地按察使的報告，象往常一樣，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看到缺德少才、害民敗政的轉運使，便大筆一揮，就把名子勾掉了，重新安排德才兼備的有為之士。同僚富弼平時對范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一個又一個官吏，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憤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路，約等于現在的一個省）這里充分體現了范仲淹心懷天下，嫉惡如仇，愛國愛民的高尚品德。
 
    成語典故“一筆勾銷”，即出于此。
 
    范仲淹教子節儉
 
    范仲淹不但自己節儉奉公，居官清廉，對子女要求也甚為嚴格。他任參政知事后，可謂位高權顯，薪高祿厚，他召子孫兒女及家人于庭堂，當范仲淹看到滿堂兒孫一個個衣著樸素，袖藏經卷時，心里很高興。告誡子孫說：“貧賤時，無以為生，還得供養父母。吾之夫人親自添薪做飯。當今吾已為官，享受厚祿，但吾常憂恨者，汝輩不知節儉，貪享富貴。”子孫們個個點頭稱是。
 
    范仲淹的次子范純仁結婚，范仲淹主張一切從簡。有的說其媳婦將飾以錦羅帷幔，范仲淹大不高興，立即傳訓其子說：“羅綺非帷幔之物，吾家素清儉，安能以羅綺為幔壞吾家法，若將帷幔帶入家門，吾將當眾焚之于庭。”最后，范仲淹媳婦不得不樸素、清簡地結婚成親。范仲淹嚴教子女樸素儉約，對其子孫影響頗深。其子純仁曾深有體會地說：“惟儉可以養廉，唯恕可以養德。”其品德頗受后人推崇！
 
    范仲淹四次遭貶
 
    宋代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不畏權貴，不怕丟烏紗帽，不怕削職被貶，表現了剛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范仲淹由副相晏殊舉薦為秘書閣校理。范仲淹入朝后，關心朝政，敢于直諫。當時劉太后垂簾干預政事，文武大臣屈于劉太后的威勢，不敢異議。范仲淹對這一現象很不滿意，就上奏章，請太后“還政仁宗。”晏殊知道后很恐懼，指責范仲淹這樣作很危險，將禍及舉薦者。范仲淹并不為此作罷，他修書給晏殊，再次申述自己的理由。不久，范仲淹因觸怒太后，被貶往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鎮）任通判。
 
　　劉太后死后，范仲淹又被召回京師，任右司諫。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淮南、京東等地災情嚴重。范仲淹奏請朝廷，被派往災區救濟災民。回京時，特意將饑民吃的一種名叫“烏昧草”的野草帶回，呈獻給仁宗，請他傳示六宮貴戚，以戒他們的揮霍奢侈之風。又呈《救弊十事》的奏章，論述朝政弊病。他雖然直言不諱，諫議朝廷改革弊病，但也獲罪于部分權貴。當年，他被宰相呂夷簡排擠，出知睦州。這是第二次被趕出京。
 
    以后，范仲淹又徙知蘇州，因治水有功，再召還京，拜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一入京，呂夷簡即警告他：“汝既非言官之職，不得妄議軍國大政”，但范仲淹并不畏懼，他表示：“寧可舍官棄命，不能姑息奸惡。”后他被權知開封府，開封府為京都之所，皇親國戚，官僚大族，錯節其間，奸官滑吏橫行不法。范仲淹一到任，對那些仗勢為惡，掠奪財富，魚肉人民者，一一具列其罪，疏奏朝廷嚴懲。但他也十分明白自己的處境，在上疏前，給兒子留下遺言說：“吾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吾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為業。”范仲淹為百姓申張正義，為民除害，視死如歸。景衤右三年（公元1036年），他把京官晉升的情況繪成百官圖呈獻給宋仁宗，指出哪些人是按規定升遷的，那些是宰相以私人關系提拔的。宰相呂夷簡得知后，無比憤怒，指斥范仲淹“越職言事，薦用朋黨，離間君臣。”宋仁宗聽信讒言，又將范仲淹罷知饒州（今江西波陽）。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52歲的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他任職軍隊后，立即趕至前線，巡視邊防，制定戰略方針，修筑城寨，訓練士卒，西夏王元昊，九次進攻均被打敗。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宋夏約和，仁宗召回范仲淹，拜參政知事。范仲淹一上任，就開始實行“慶歷新政”，改革朝政。新政的改革觸動了一大批守舊的大官僚利益，一時誣謗之聲四起。范仲淹、歐陽修、富弼被指斥為朋黨。這時的宋仁宗對改革也退縮了。慶歷五年，范仲淹再罷參政知事，出貶鄧州（今河南鄧縣）。
 
    范仲淹一生不屈不撓與權貴之輩作斗爭，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深得百姓擁戴，“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嘆息。”
 
    歷史上，許多剛直敢言之臣，往往仕途多舛，他們不以自己的利益為重，以致不惜丟官罷職，甚至殺頭，實在是歷史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