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大書法家鐘繇，身兼數職，任勞任怨，常常把博士們集中起來，對學術問題展開辯論，使東漢太學流傳下來的學術研究之風得以延續。 李玉明 繪
 

　　這一時期，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折損，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景觀：先是魏晉玄學名士風流，繼而儒、道、佛三者并舉，互相貶損又互相借鑒，接著天文、數學、醫藥都融了進來。

　　這一時期，從地域上看，南朝教育不如北朝，這與曹魏、西晉、北魏在洛陽建都有關——故此篇只述曹魏、西晉、北魏之教育，其他朝代略去不談。

　　一提到魏晉時期，專家學者便搖頭：這一時期氣候反常，一切都是怪怪的，好比六月里飄雪花，灰暗的天空令人壓抑。

　　但一提到北魏王朝，歷史學家又不住地點頭，稱贊北魏孝文帝漢化時“一腳油門踩到底”的勇氣。這位皇帝，一上臺便唱響了漢化教育的“梨園春”，擂響了那個時代的“擂臺緊急風”。

　　曹魏干的第一件事是恢復高等教育。朝廷征用能工巧匠，集中到如今偃師市佃莊鄉太學村北，在東漢太學遺址上重起校舍，復以“太學”冠名

　　曹魏在洛陽建都時，洛陽是名副其實的爛攤子，這令新上任的魏文帝曹丕非常窩火。他本以為像東漢太學這樣的清靜之地，可能會躲過刀兵而幸存下來，于是帶著文武百官前來察看。

　　但眼前的景象讓他震驚：原來規模宏大的東漢太學，現已是斷壁殘垣，只剩下幾塊蔡邕書寫的《熹平石經》，寥落地矗在太學門口。當地百姓向他匯報：這都是董卓那小子干的！他不但火燒了洛陽宮殿，還掘開邙山大墓，把太學也變成一片廢墟！

　　魏文帝心頭一沉：曹魏立國，任務好重！不但要恢復經濟，還要為教育療傷，把戰爭掐斷了的教育脈線補上。

　　于是，曹魏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高等教育。文帝黃初五年（公元２２４年），朝廷征用能工巧匠，集中到如今偃師市佃莊鄉太學村北，在東漢太學遺址上重起校舍，復以“太學”冠名。

　　有了校舍還不夠，還得招聘教師。但經過戰亂，教師并不好找。

　　當年東漢太學的教師，必須由博士來擔任，錄用程序嚴格，要經過朝廷征選或地方舉薦。因此，東漢太學的教師，看上去都一把年紀，朝廷規定不滿５０歲不能當博士。可現在輪到曹魏王朝來挑教師，還哪敢這樣牛氣？所以就放低了門檻，基本上能勝任太學教學工作的，也就進來了。但即使這樣，大知識分子還是不愿來任教，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朝廷經濟困難，教師薪水不高，那些符合條件的博士們，都懶得來太學講學。

　　魏文帝感到心寒！剛當皇帝的他，熱心教育，一腔的六月烈日激情，遇到的卻是六月飛雪：太學師資嚴重不足，怎么辦？只好讓教師們兼課，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兒。當時有一位博士，名教樂洋，學富五車，精通典籍，堪稱一代儒學大師。他一個人教授“五經”，白天連著上課，晚上還要解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經常拿根小木棍在地上畫來畫去，旁征博引，誨人不倦。

　　著名學者、大書法家鐘繇，也身兼數職，任勞任怨，常常把博士們集中起來，對學術問題展開辯論，使東漢太學流傳下來的學術研究之風得以延續。這樣運行了一段時間，才使戰亂后的高等教育有了一點起色。

　　魏文帝深知：當朝教育處于低谷，不下工夫將舉步維艱，所以他非常關心太學。太學所用的教材，都要經過他御覽。他把各地大儒集中到洛陽，撰寫匯編經傳一千多篇，名曰《皇覽》，作為太學教材；并效仿東漢，把教材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學講堂西側，共刻碑２８塊，史稱《正始石經》，由當時名士嵇康書寫。這些石經歷經戰亂，至今尚余殘片，洛陽博物館保存著一部分。

　　曹魏時期的太學生，數量上無法和東漢相比。東漢太學生最多時３萬多人，而曹魏初期只有幾百名太學生，到了魏元帝景元年間，才增加到幾千人。但要邁進太學門檻，也不是那么容易，要一級一級地考試。

　　初入太學的學生，叫“門人”。學習兩年后，經考試能通１經者，稱“弟子”，才算是正式的太學生。再學習兩年，經考試能通２經者，為“文學掌故”。再學習兩年后，經考試能通３經者，選其中優秀者為“太子舍人”。然后再學習兩年，經考試能通４經者，為“郎中”。郎中還要再學兩年，經考試能通５經者，提升為“高第”，才可作為備選官員，等待朝廷錄用。

　　曹魏的教育就是這樣，無讓人眼睛一亮的東西，只能看到一個魏文帝在那里撅著屁股猛干，企圖以自己的敬業和勤奮，換來景色殊麗的春天。但曹魏的教育，依然是六月飛雪，令人心寒。

　　西晉時洛陽太學只有博士１９人，高級“教授”就像大熊貓一樣稀有。另一所貴族大學“國子學”，也只有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

　　曹魏之后是西晉。

　　西晉的政權，是從曹魏手中硬生生奪過來的，本想會遭到百姓的反抗，沒想到民眾很安生，沒有清算司馬氏集團，而是趕緊面朝黃土背朝天種莊稼去了。

　　戰亂久矣，人心思安！

　　這樣一來，洛陽太學便從曹魏手中，平穩地移交到西晉手中。但西晉統治者大都是軍事家，哪有魏文帝那樣重視教育，只是過問了一下太學，就下了道命令：沿用曹魏辦學體制，該怎么整還怎么整。

　　這簡直是敷衍了事。可嘆曹魏六月雪，到了西晉五更寒！不但如此，西晉統治者還雪上加霜，大搞特權，把自己的子弟從太學生中分離出來，在洛陽又興辦了一所“國子學”。

　　所謂“國子學”，說白了就是貴族子弟學校。惠帝元康元年（公元２９１年），朝廷下命令，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可以入國子學；六品以下官員的子弟，可以入太學。

　　這一時期，豪門士族如龍蛇，興風作浪呼風喚雨，經濟上他們占有大量土地，政治上處于統治地位，教育上也要享受特權。他們創立了“九品中正選舉制”。這個制度的核心，就是根據門第高低來選拔士子做官。這直接造成賢愚不分，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可悲局面。

　　長期這樣惹人反感，洛陽老百姓不滿意了：好端端一所名校，看讓你們弄成啥了！晉武帝坐不住了，他要整頓這所學校了！

　　泰始八年（公元２７２年），在校的太學生共有７０００余人，其中許多學生的功課不及格。晉武帝下詔：進行一次統考，凡能順利通過考試的，留下；凡考試不能過關的，立即遣返原籍。

　　好家伙，這次來真的了！那些學習不好的太學生，干脆不參加考試了，馬上卷鋪蓋走人，匆匆離開洛陽。晉武帝還下令：凡大臣子弟，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的，一律送至太學，就班學習，補充生源。一番整合后，太學里只剩下３０００名學生。到了咸寧四年（公元２７８年），增至１萬余人，漸漸恢復生機。

　　東漢時太學生畢業后才可做官，但西晉朝廷急于裝點門面，太學生還沒有畢業，就可以封官了。趙王司馬倫廢了惠帝之后，自己做皇帝，把１６歲以上的太學生都封以官職，一時間太學生上課，不是“正縣級”，就是“副縣級”，坐了滿滿一教室，讓老師都覺得好笑。

　　西晉時洛陽太學里的老師，只有博士１９人，高級“教授”像大熊貓一樣稀有。另一所貴族大學“國子學”，也只有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高級教授更是鳳毛麟角，滿打滿算湊合助教15人，真不知道那課是怎么上的？

　　西晉教育如此蕭條，而北魏教育卻是另一番景象。

　　遷都洛陽后，孝文帝一心漢化。這個時期，北魏最大的教育，是教育貴族適應新形勢，接受新變化，學習中原文化

　　北魏是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都城原在平城（山西大同），到了魏孝文帝執政時，為便于學習中原先進文化，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的統治，硬是把都城搬到了洛陽。

　　遷都洛陽后，孝文帝一心一意漢化，但守舊的鮮卑貴族有抵觸情緒，他就展開說服教育工作。

　　孝文帝搞漢化，手段很辣，擂的是催命鑼鼓“緊急風”，唱的是一出一出折子戲：第一，他教育并禁止鮮卑貴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漢族衣服。第二，他教育并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一律改說漢語。第三，他強制鮮卑復姓改為漢姓，禁止鮮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鮮卑貴族同漢家世族通婚。第四，他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使漢化教育和郡國學校制度結合起來。

　　所謂郡國學校制度，就是在地方上開辦各級教育機構，這是北魏的首創。由于在高等教育中推行漢化受限，所以北魏不僅設立了國子學和太學，孝文帝還強化了獻文帝設置的州郡學，完善了郡國學校教育制度。這樣一來，無論大小郡，都有了自己的學校，教育普及面擴大，效果很好。

　　北魏遷都洛陽后，拼命地吃漢化猛藥，這對從北方草原上走來的鮮卑貴族來說，等于讓他們迅速“美國化”，許多東西一時難以接受。僅就當時強迫他們學漢語一項，就讓那些貴族牢騷滿腹了。

　　如今想想也能理解：別說鮮卑貴族了，就是現在的英語，實事求是地說，也不見得所有的學生都有學的必要。其實語言只是一種交際工具而已，不能指望那些鮮卑貴族一旦學會漢語，就理解了中原文化。

　　但北魏教育這樣一搞，就是比同時代的南朝發達。北魏還在中央官學中設了律學、算學，這是一個重大改革；同時還設置了醫學，配備了相應的太醫博士和助教。所有這些，都直接啟迪了隋唐教育的發展。

　　總之魏晉南北朝教育，是在承接秦漢教育的基礎上，又有了諸多的更新和調整，呈現出那個時代的特色：先是魏晉玄學，繼而儒、道、佛三者并舉，互相貶損又互相借鑒，接著天文、數學、醫藥也都融了進來——繼漢開唐，艱難成長，是這樣一個過渡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