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花人民會場“復活”了。其一波三折的命運，折射出當前國內文物保護的尷尬現狀。個別地方政府明知文物的歷史文化價值，但往往無所作為，任其風雨飄搖，甚至短視主義作祟，歷史責任感讓位于經濟利益，讓文物成為大興土木下的犧牲品。媒體介入，輿論圍攻，地方政府開始亡羊補牢，通過搶救性保護，給了輿論一個交代。我們并不否認社會監督之于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意義，但此時迷途知返，已錯過了保護的最佳時機。

 

　　以上花人民會場為例，盡管當地政府最大限度地恢復了其原貌，但此時的上花會場已非彼時的上花會場，其歷史文化價值折損大半不說，遲到的修復也更加勞民傷財。正如村民所言，上花人民會場的保護，應該從十年前就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上花人民會場的重建，更是一個教訓。它告訴我們，文化保護不能寄希望于事后補救，也不能靠輿論滯后倒逼，而在當時當下的主動作為。

 

　　當然，文化保護不僅僅是一個意愿問題，更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文保意識如何普及，保護資金如何到位，專業機構與人才如何配備，動態監督機制如何建立……都需要全盤考慮，通力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