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城太史祠牌匾

　　司馬遷是我國西漢時期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市）人，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1956年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記》，展現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時期三千年的中華民族歷史，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史記》以其深刻的思想，豐富的精神，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今天和大家討論的話題是《史記》與民族精神。

　　大家知道，中華民族精神產生于先秦時期，到漢代基本確立，此后不斷發展。《史記》正好是先秦至漢武帝時代中國歷史最為豐富的載體，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精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在《史記》中得以集中體現。要認識中華民族精神，《史記》是最好的切入點。

《史記》記載了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

　　要談民族精神，首先需要了解我們民族形成的基本歷史。先秦至西漢時期，是中華民族形成的重要時期，《尚書》、《國語》、“春秋三傳”等著作對此都有一些零星記載，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則是《史記》，它是一部通史，是先秦以來中國歷史記載的集大成著作。

　　中華民族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遠古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但《史記》略去三皇，直接以黃帝作為全書的開端，這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安排。首先，黃帝時期作為大一統的開始，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思想觀念，即社會的發展需要統一而不是分裂；其次，把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中原和周邊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形成了我們中華民族完整系統的民族譜系，中華民族的歷史線索就從黃帝開始，一直延續下來，清人李景星《史記評議》就指出：“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種族也，蓋五帝始于黃帝，為我國種族之所自出。”

　　秦始皇統一中國，標志著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的開始。《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統一天下后：“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秦王朝的中央集權制，統一貨幣、度量衡、文字等，為統一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司馬遷在《六國年表序》中也高度贊揚秦的統一是“世異變，成功大”。可見秦的統一在民族歷史上的重要性。漢朝的建立，進一步實現了民族大一統，并且形成以漢族為主體、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匈奴等周邊民族也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夏商周至秦漢時期，在漢族的先民——華夏族開發黃河流域的同時，各少數民族也在開發周邊的地區，與中原華夏民族一起創造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民族在文明歷史的進程中，中原一帶開化較早，文化較為發達，正如《趙世家》中公子成所說：“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司馬遷之前，人們的民族觀一直是歧視周邊民族，并視為蠻夷。司馬遷則以獨特的思想，創立民族史傳，如《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等，把四周少數民族納入華夏民族的版圖之內，并且將他們看成漢天子的臣民。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民族列傳的設立原因有明確的交代，如：“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由此可見大一統時代下周邊民族對中原政權的認可。同時，周邊各族與中原民族關系密切。如《南越列傳》載：“南越王蔚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南越王是中原人，“雜處”說明不同民族的融合。《東越列傳》記述了東越與中原的歷史淵源：“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后也，姓鄒氏。”這些傳記，在描述民族融合的同時，也寫出各民族的生活環境和風俗習慣。如《匈奴列傳》記載匈奴民族特點：“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民族之間還有通婚現象，《晉世家》載晉公子重耳因驪姬之亂逃亡至狄，趙衰隨從。狄伐咎如（赤狄），得二女，翟以其少女為重耳妻，長女為趙衰妻。《匈奴列傳》載周襄王娶戎狄女為后，還有漢初與匈奴的“和親”情況。《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在匈奴時娶胡人妻并生子。中原國家也吸納其他民族的人才為己所用，如春秋時期秦國，“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特別是《貨殖列傳》記載中原與周邊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大宛列傳》記載張騫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更顯示出民族之間的互相交往。司馬遷站在漢代大一統的立場上，較為全面地記載各民族的歷史，并且特別注意漢朝與周邊民族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的交往，尤其是武帝時期，征服匈奴，在河西設立郡縣，在西南和兩越地區推行郡縣制，并派張騫通西域，都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關鍵措施。司馬遷還注意漢朝派往周邊民族的使者為大一統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如《西南夷列傳》中的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和王然于等，《南越列傳》中的陸賈，《大宛列傳》中的張騫，等等。從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發展情況來看，司馬遷打破“種別域殊”的界限，把中國境內各民族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無疑是進步的、積極的。

　　《史記》展現出來的中華民族歷史，是由原始部落到大一統封建帝國的建立，由眾多民族不斷的融合到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統一體的形成。這個過程，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出現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物，但總的趨勢是走向融合、認同，這就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價值取向奠定了基礎。

《史記》展現了中華民族精神

　　《史記》在展現中華民族發展、融合歷程的同時，也展現出中華民族所具有的精神風貌和價值取向。總的來看，中國地域遼闊，不同民族各有特點，各有精神追求，但經過長期積淀，互相包容，達到了普遍認同，形成了共同的核心價值目標。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對中華民族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史記》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維護統一。《史記》展現了中華民族三千年的奮斗歷史，盡管這個歷程極為曲折艱難，但統一始終是人心所向。從黃帝開始，就為一統天下而“修德振兵”，此后，“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余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后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獻、孝之后，稍以蠶食六國，百有余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矣。”（《秦楚之際月表序》）這是司馬遷對先秦以來統一天下艱難歷程的概括。統一是人心所向。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三十世家體例的解釋說：“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并且對每篇的寫作目的進行了說明，在20篇中使用了“嘉”字。這個充滿贊譽性情感的“嘉”字絕大多數集中在周代諸侯國輔佐周王室和漢初維護中央統一的人物身上。《史記》“十表”每一表也都體現出了這部著作大一統的思想。

　　開拓進取。社會發展需要不斷地開拓進取，夏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就是開拓精神的體現。《史記》中體現進取精神的首先是帝王。中華民族的奮斗不能沒有理想和目標，帝王就是這種理想和目標的代表，王跡興衰變化體現著民族的奮斗歷程。《史記》以帝王為中心，這是時代的必然，我們不必苛求司馬遷。盡管像三代圣君、秦皇漢武等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野心，但當他們在結束分裂、統一天下時，或在鞏固自己新興政權時，表現出非凡氣魄和力量，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人們的稱贊。

　　社會發展是由各個階層的人物共同推動的結果，天子畢竟是少數，因此，最能體現我們民族開拓進取精神的當是社會各階層人物。以將相名臣而言，有的忠心耿耿，輔佐國君成就大業，如周公輔成王、管仲輔桓公、蕭何輔漢王等；有的大臣敢于進諫，為國著想，如觸龍說趙太后，張釋之、馮唐面折漢文帝，汲黯直言漢武帝，等等；有的正直廉潔，奉公守法，如《循吏傳》所記的孫叔敖、鄭子產等“循吏”；有的為民請愿，除暴安良，如西門豹治鄴等；有的出使四方，不辱使命，如藺相如“澠池會”、張騫通西域等。三千年歷史，戰火不息，因而傳記中出現了許多軍事家：有的運籌帷幄，如張良、陳平等；有的馳騁疆場，如孫武、孫臏、司馬穰苴、田單、廉頗、白起、王翦、韓信、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像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豪言壯語，代表了這類人物的進取精神。

　　《史記》人物中，值得我們注意的那些思想家，他們為了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積極開拓，表現出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創新精神，還有文學家的創造，體現了我們民族在精神領域中的探索精神。還有《史記》中的天文、歷法、醫學等領域的特殊人物，也體現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史記》中還有大量的下層人物，如游俠、刺客、商賈、俳優、卜者，等等，他們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可以說，下層人物雖然做的事情不一定驚天動地，但他們的進取精神同樣應予以肯定。人類社會是由多階層組成的，如果缺少了下層人物的進取奮斗，那么，社會這座“金字塔”也就缺少了堅實的基礎。

　　堅韌不拔。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明設立列傳的原因：“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但封建制度并沒有給每個人建功立業創造條件，“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淮陰侯列傳》），因而，建功立業是非常艱難曲折的。也正唯其難，才更顯出奮斗者頑強不屈的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價值。《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是一個熱心救世的人物，他有宏偉的抱負，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周游列國，宣傳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政治主張。盡管到處碰壁，但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種精神給后代志士仁人以極大鼓舞。屈原為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與黨人進行了頑強不屈的斗爭，甚至自己被趕出朝廷后，仍在不斷地追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就是這種追求的真實寫照與高度概括。司馬遷身受宮刑，奇恥大辱使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記》還沒有完成，如果一死了之，豈不是“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他堅強地活了下來，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還寫了許多“隱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報仇，名垂后世；句踐臥薪嘗膽，稱霸天下；范雎逃難，歷盡艱險，終于權重秦國；季布為人奴而不死，終為漢代名將。正是這些人，給《史記》增添了生命力量，千載而下，仍使人激動不已。

　　革故鼎新。當舊的生存環境已經老化，沒有生機、沒有朝氣時，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統治階級內部較為清醒的人物，極力想給它注入新的活力。或革新，或革命，以改變或摧毀現實、建立新的生存環境為目標。改革，意味著改變傳統，改變舊有的觀念和做法，尤其是改革觸動貴族利益時，往往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商君列傳》記載商鞅變法時，先以雄辯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慮，然后又與甘龍、杜摯等保守勢力進行斗爭，終于使秦國獲得新生。但后來，保守勢力又一次抬頭，商鞅被車裂，成為悲劇人物。再如《晁錯傳》所記，西漢初年，中央集權和地方勢力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晁錯從加強中央集權的愿望出發，提出許多變革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削弱郡國勢力，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諸侯對他恨之入骨。結果，晁錯被身斬東市，同樣成為悲劇人物。

　　如果說革新還只是對現實進行輕微改造的話，那么，革命則是更激烈的改造現實的方式。《史記》所載的湯伐桀，武王伐紂，乃是改朝換代。一個王朝因為政治敝壞而走向覆滅，但同時又意味著另一個受民眾歡迎的王朝的新生。對華夏民族來說，這是暫時的曲折和苦難，我們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也就體現在這偉大的變革之中。“本紀”就是這個變革的具體體現。與改朝換代相關聯的是起義。也正由于這些起義，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民族積極進取、勇于革命的精神。盡管起義多以失敗而告終，但最終給后人的，卻是一種可歌可泣的精神。

　　憂國愛國。憂患，這是個體生命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春秋戰國時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則把這種憂患意識擴大到整個社會。憂患意識有著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它飽含著生命的熱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頑強表現，促使人發奮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價值。《屈原列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當社會處于分裂、動蕩之時，憂患意識會成為一種積極的時代風尚，一大批有志之士，為社會的統一、安定而憂慮。如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出現百家爭鳴局面，與思想家們的憂患意識分不開，盡管各家學說不完全相同、甚至針鋒相對，但有一個共同的時代主題，就是如何結束戰亂、統一天下。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這些思想家的自我形象，透過他們的理論主張，也不難看出他們的憂患意識。《史記》對這些思想家的憂患意識也都有表現。當然，在天下一統、新王朝剛剛建立之時，統治者為鞏固政權也往往產生憂患意識，因而也會有共同的時代課題。如西漢初年，圍繞著如何鞏固政權問題，出現了一大批憂患人物，《史記》中記載的陸賈、賈誼、鄒陽等，都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而憂患，甚至在盛世也會出現“危言”。賈誼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為可以坐享太平，獨有賈誼深謀遠慮，發出振聾發聵的憂世之言，表現出超前性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與愛國精神緊密相連的。憂國，正是為了愛國。在中國古代，愛國精神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而且往往與忠君連在一起，但它已作為我們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積淀下來。《史記》所記藺相如在澠池會上奮不顧身維護國家尊嚴，在內部不愿與廉頗爭功，而是“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為國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輸財助邊，濟國家之困，李廣反擊匈奴，保家衛國等，都體現了愛國精神。

　　崇尚德義。西周時，“敬德”思想就已成為衡量國君的一個重要條件。此后，社會急劇變化，人從神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人成為主宰自己行動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須注重道德修養。孔子的仁學思想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就個體人格而言，孔子強調“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儒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格追求，給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史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許多國君德厚仁愛，受到民眾擁護愛戴；而暴虐如桀紂的國君，則被民眾推翻。《鄭世家》記載子產的話語：“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執政者不得不實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以顯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文帝等，被人稱為仁愛之君。即使像“春秋五霸”，也時常打出仁德的旗號，以爭取人心。《孝文本紀》記載：“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當然，在《史記》中，我們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風亮節。伯夷、叔齊不愿食周粟而餓死；屈原為保持高潔人格而沉江自殺；魯仲連寧愿“蹈東海而死”，也不忍秦國稱帝；尤其是《趙世家》記載的“趙氏孤兒”故事中的公孫臼、程嬰等義士，為保護趙氏孤兒而犧牲自己譜寫出一曲動人的樂章。

　　《史記》所表現的民族精神，除以上所述外，還有：維護正義、反對邪惡；團結友愛、忠于職守，等等。

《史記》對民族精神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史記》所表現的中華民族的生命及其精神，并沒有隨著時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沒有隨著歷史的過去而凝固，而是一個繼續流淌著的過程，它是傳統精神，但經過凈化、升華之后又變為現實精神，并指向未來。

　　《史記》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無數個實實在在的個體身上所體現的精神而形成的，流淌在我們民族的血液中。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我們的民族精神就從這里開始發源。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猶如一江春水，細大不捐，兼收并蓄。在三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河流愈來愈寬，聲勢愈來愈大，力量愈來愈強。如果把整個中華民族精神比作一個母系統的話，那么中華大地上各個民族的精神就是一個子系統。在這些子系統里，有無數個富有生命活力的個體生命在躍動。它的躍動，使整個系統都充滿了活力。《史記》中許多人物積極進取、剛強不息、勇于革命，也正是活力的體現。一個民族的大廈需要全民族的人來支撐。而《史記》中大量的優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撐民族大廈過程中起了中堅作用，對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一部史書，《史記》通過獨創的編撰體制展現我們的民族精神。司馬遷第一次把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納入一個巨大而又有系統性的載體之中。《史記》是紀傳體著作，以人為核心反映歷史的變化，所以，對于民族精神的展現主要是通過各階層人物來實現，這些人身上有我們民族精神的徽記。本紀、世家、列傳三體各有側重，從不同的層面展現帝王、貴族、社會各階層的人物。三體的開篇頗有深意，它們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和“義”立意，已經體現出我們民族的價值追求。本紀開篇《五帝本紀》，突出五位帝王的“德”和“讓”，有德者有天下。世家第一篇《吳太伯世家》，司馬遷在《自序》中闡明創作主旨：“嘉伯之讓，作《吳世家》。”列傳第一篇《伯夷列傳》亦是如此：“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所以，司馬遷選擇人物，其中就蘊含著他的精神追求。一些高官厚祿之人沒有進入史書反而一些下層人物入選，目的就是要突出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物。《史記》選擇人物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選擇過程。“八書”展現不同時代的文化典章制度，揭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認識中華民族精神提供豐富的社會和自然環境背景。“十表”則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清晰展現中華民族三千年歷史的流程。因此，《史記》五種體例互為補充，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中華民族精神就是在這個系統中得以體現。

　　《史記》對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貢獻在于，較為真實全面地記載了各民族逐漸融合的過程。通過這個融合過程，也體現了我們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如前所說，《史記》設立專門的民族列傳，真實反映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史記》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問題。如《吳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說明吳國與中原之間的密切關系。又如《自序》所言：“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強調句踐與中原的關系。《晉世家》記載晉悼公時重用魏絳，“使和戎，戎大親附。”晉悼公稱贊道：“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體現出不同民族之間和平共處的特點。

　　《史記》為了展現人物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采用了一些獨特手法。因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過具體的行為體現出來，所以往往在人物傳記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禹分九州，句踐臥薪嘗膽，商鞅變法強國，藺相如澠池相會，田單復齊，項羽破釜沉舟，韓信背水一戰，晁錯削藩，李廣治軍，張騫通西域，司馬遷發憤著書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現人物的精神，《史記》也就特別用濃墨重彩去描寫。有時則通過一個小小的細節，體現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吳太伯世家》記載，季札出使，北行時造訪徐國國君。徐君喜歡季札的寶劍，但沒敢說，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還要出使中原各國，所以沒獻寶劍給徐君。出使回來又經徐國，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寶劍，掛在徐君墳墓樹木之上才離開。隨從人員不解其意，季札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表現了季札誠信的人格精神。廉頗“負荊請罪”表現知錯就改，“公儀休拒魚”表現廉政，甚至不知名姓的“漂母”，其助人精神也感動后人。另外，《史記》常常通過人物的語言描寫、心理描寫以及對比描寫等手法表現人物的精神追求，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當然，司馬遷敏銳的思想，獨特的價值觀、歷史觀，滲透在《史記》中，對我們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關鍵性作用。司馬遷是思想家，他要“究天人之際”，通過三千年歷史找到了答案：推動社會巨輪前進的是人不是天，而每個人身上所體現的精神正是社會力量的集中體現。他要“通古今之變”，強調從“變”中觀察一切，社會在變，人的精神也在變，我們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逐漸形成。司馬遷也正是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過程中，大膽突破傳統思想觀念，表達了不同于一般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正是由于司馬遷獨特的歷史觀、價值觀，使《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載體。司馬遷用自己的心血鑄成了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長城，把我們民族的精神揭示出來，其貢獻值得肯定。

　　《史記》所展現的先秦至漢代的中華民族精神，經過不斷的揚棄、凈化，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既要弘揚傳統精神，又要呼喚更高層次的民族精神，為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張新科 文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陜西省司馬遷研究會會長、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等。出版《史記與中國文學》《唐前史傳文學研究》《史記學概論》《文化視野中的漢代文學》《中國古典傳記文學的生命價值》等著作，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

　　（演講內容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1《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