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 曾幼靈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敦煌莫高窟壁畫《伎樂圖》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吐魯番交河故城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一帶一路·尋訪絲路上的文明薪火】

【編者按】

　　2000多年前，張騫的“鑿空之旅”開辟了一條亞、非、歐文明交流互鑒的陸路大通道——絲綢之路。沿著這條通道，班超、甘英、鳩摩羅什、玄奘、馬可·波羅、利瑪竇等無數文明使者穿梭于東西方，完成了一次次商品的交換、文化的交流和友誼的傳遞。如今，駝鈴聲已經遠去，黃沙也淹沒了先行者的足跡，但絲路上留下的文化遺產卻成為見證絲路沿線國家人民友誼長存、民心相通的印記。今日，本報推出“一帶一路·尋訪絲路上的文明薪火”專題，讓我們一起再次踏上古老絲路，共同續寫人類文明交流史的傳奇。

    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甘肅張掖。人頭攢動、車水馬龍，身著不同服飾、口操不同語言的人們或進行商貿交易，或進行參訪交流，到處一片祥和繁榮的景象。那次共有17萬人參加的各國人民的大聚會，后來被稱為“萬國博覽會”，西域共有27國派使臣參加。

　　“萬國博覽會”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人民悠久交往歷史的一個生動注腳。2014年6月，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更是對這種悠久交往歷史的再次印證。對絲路文化遺產進行發掘、整理、保護、研究、利用，不僅可以深化對絲路歷史的認識，亦可在文化層面搭建“民心相通”的橋梁。

加強頂層設計，開發時考古先行

　　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產眾多，僅“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這一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點就有33處，其中我國境內22處。

　　“但目前，我國對絲路沿線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聯系還不夠緊密。深層次原因在于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尚缺乏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未形成文保、規劃、國土、交建、水利等部門共同參與的工作機制。”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說。

　　為了讓絲路沿線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更好地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建議先要做好考古這一基礎性工作，因為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可以科學地為全面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來龍去脈提供實物資料，也可以為展示、宣傳文化遺產提供精彩的素材。

　　我國某央企在中亞某國開采銅礦時，發現地下有一處佛教寺院遺址。一些西方媒體趁機炒作中國企業的開發破壞了當地的文化遺產，結果開采被迫中斷，中方企業遭受巨大損失。在袁靖看來，國家文物局要更好發揮統籌協調作用，推動我們的考古機構進一步介入境外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內的工作，在由我國的施工單位計劃進行建設工作的地區先行做好文化遺產評估，必要時開展考古工作，樹立對全人類的文化遺產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同時，袁靖建議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設立國際合作考古研究項目，支持國內相關研究和教學機構人員主動到境外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也支持國內研究和教學機構主動邀請國外的考古研究人員到國內絲綢之路沿線的遺址點參與發掘，匯集國內外優秀學者聚焦絲綢之路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共同為保護和利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遺產奠定堅實的基礎。

　　頂層設計不僅限于考古，李忠杰建議國務院抓緊組織開展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專項規劃編制工作，從國家戰略高度體現我國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的整體性、協調性、長期性，解決各地存在的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整體關聯性弱、部門協調不足和無序開發等問題。地方政府應以此規劃為遵循，制定本地區規劃，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

兼顧民生和經濟發展，規劃是關鍵

　　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比如，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區內仍有50多個村莊10萬居民生活，一方面保護區內居民的生產生活可能對遺址造成破壞，另一方面嚴格的保護措施也對保護區內經濟發展和居民的生產生活造成限制，因為“蓋個豬圈，鋪個水管，都得審批”，保護區內居民的收入只有保護區外的三分之一。如何處理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與局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是當前的一大難題。

　　“我們當然要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但也不能忽視民生。像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區內的群眾，收入已經比外面的低了一截，如果收入差距繼續拉大，他們保護文化遺產的積極性就更低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勵小捷說。

　　勵小捷建議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統籌協調，想方設法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對于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區而言，在已通過考古等科學手段探明不會對文化遺產造成破壞的前提下，采用地下施工、危房改造等方式，把水、電、路等民生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好，防止保護文化遺產與改善民生之間形成矛盾，爭取群眾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支持。

　　此外，勵小捷建議借鑒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經驗，由政府財政出資，對為文化遺產保護作出犧牲的地區和群眾給予經濟補償，因為“文化遺產是全國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不能只讓遺產所在區域的群眾承擔保護責任”。

　　袁靖則從操作層面給出更多建議。他說，對于一個大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地方政府要多聽相關領域專家的意見，論證會不能走形式，要解決實質問題。對于文化遺產保護中經費缺乏的問題，袁靖認為可適度引進社會資本，沒必要因為資本的逐利性而將其一律拒之門外，關鍵是政府要把好關、做好規劃，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現在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沒有固定模式可循，做這項工作的人要勇于探索，要遵守職業道德。”袁靖說。

增強可視性，讓文物“活”起來

　　有時候，一個遺址就是一個“土堆”。“土堆”背后包含怎樣的歷史文化信息，專家明白，但普通人未必清楚。因此，增強可視性，讓文物“活”起來是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必由之路。

　　很多重要遺址都是土遺址，由于強調最少干預的原則，不能在遺址上“做手腳”。在袁靖看來，可以考慮其他方法，比如應用聲光電的方法、3D全息影像技術、二維碼掃描的方法等高科技手段，用豐富的圖像和生動的文字把遺址蘊含的古代風貌、精彩故事以及深層的中華民族思想精髓通俗易懂地傳達給群眾。敦煌莫高窟已經建立起數字展示中心，游客可通過球幕電影等身臨其境地觀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畫，獲取信息量大增。這樣既提升了服務質量和游客參觀體驗品質，又緩解了洞窟壓力，減少了游客參觀給珍貴而又脆弱的壁畫彩塑帶來的潛在威脅，緩解了莫高窟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之間的矛盾。

　　勵小捷也認為，現在的大遺址保護不能再走傳統的老路子，一定要配建展示設施，否則人們無法通過文化遺產了解過去，“保護文化遺產的意義也就無法體現了”。具體到絲路文化遺產的展示，勵小捷認為要讓絲路文明具體化，通過具體文物講故事。比如，絲路沿線博物館可聯合起來，互借文物，推出不同主題的文物展覽，不僅在國內展示，而且到絲路沿線國家甚至全世界去巡展。

　　目前，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在技術研發上投入比較分散，尚未形成一個技術體系。為此，李忠杰和袁靖都建議，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設立“文化遺產保護關鍵技術研發與示范”專項，重點解決遙感考古、環境考古、生物考古、土遺址保護、文物保護傳統工藝科學化、山體加固、土遺址保護、書畫碑文保護、環境監測、數字化展示等關鍵技術問題，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從技術開發到應用示范，逐步形成考古調查和發掘、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展示的技術支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