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郝堂村村民郝長榮一家四口在自家的四合院，他家經營了一間“食堂”（即飯店，當地這樣稱呼）。（姬東 攝）

    □□本報記者 李婧

    熊培云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中說，每個村莊里都有一個中國，有一個被時代影響又被時代忽略的國度，一個在大歷史中氣若游絲的小局部。每一個村莊基本上就是中國的縮影，而他感慨“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當他懷著鄉愁游學歸來，再次回到村莊時，發現他夢中的精神家園近乎無存。作為一位文化學者，熊培云感到一種無力，他在書中寫道：“我已經將生命交付給我的文字。這方面我真的是有負父老鄉親了。如果我做官或者經商，對于他們的命運會有貨真價實、立竿見影的改變。”

    熊培云的感慨其實是每一位關心鄉村建設的人都曾體會過的，而他的無力感也是文化工作者常常遭遇的困惑，在發展經濟和改善生活的急迫現實面前，鄉村傳統文化的保護該如何進行？又該如何將這些寶貴的鄉村遺產活化，讓其能回歸鄉民的日常生活？

    記者對話鄉村傳統文化保護工作者中的兩代人，他們中一位是北京綠十字與中國鄉建院聯合發起人、中國·農道聯盟秘書長孫君，另一位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住建部傳統村落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羅德胤，前者是有著17年鄉村建設經驗的先驅者，后者是一位“70后”青年學者，與這兩代鄉村傳統文化保護工作者的對話，從他們的經驗和困惑中也許能得到些許啟示。

    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

    “鄉村建得漂亮太容易了，但要想完成鄉村自治，要想讓年輕人回來，這就非常難了。”

    孫君近兩年所做的鄉村建設中，最為外界所熟知的是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這是一個豫南山區的典型村莊，人口2200人，村域面積20平方公里，以茶葉和板栗種植為主。和很多村莊一樣，郝堂村此前幾近空心。年輕人大多拖家帶口離開村莊，只留下空巢老人，土地撂荒嚴重，村里垃圾滿地，環境惡劣。

    2009年，孫君所在的北京綠十字與平橋區政府簽訂合同，開始介入郝堂村的鄉村建設，現在郝堂村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很多年輕人開始回村，回來的年輕人達到80%到90%。

    說起在郝堂村的經驗，孫君強調將權利還給村“兩委”， 所有的項目在建設實施中都是以村“兩委”為主體。“我一直認為能找到一個好的村兩委，這個村基本就成功一大半。我們承擔的角色叫幫忙不添亂，在郝堂村建設中，基本上是按照兩委的想法和需求，用專家、政府和社會力量，漸漸幫助他們。”孫君說。

    幫忙不添亂體現在產業上，就是不要胡亂貿然地改變鄉村原本的產業結構，而是以“先生活后生產”這個概念來恢復其常態農業。“他們原來種田還是種田，不要輕易地調整他們的產業。他們原來居住在一起還是居住在一起，有一個村民的熟人社會和道德體系，做他們熟悉的工作。”孫君說。

    而在湖北省隨州市廣水市勝關鎮桃源村，孫君仍然重視村莊內生組織建設，他與政府協商，從村民手上把老房子收回來進行維修——這些老房子大多處在倒塌、荒廢狀態。然后，將這部分資產歸村集體所有，全力扶持發展村莊集體經濟。“因為中國很多農村的村委會和村集體經濟完全癱瘓，沒有財權、人權、地權。這樣的村莊要維護傳統村落幾乎不可能，村委會基本喪失了自治，但城市的法治系統又不可能延伸到鄉村。這就是現實困境。一個村，外來人只能幫忙，送一程，最終一定要學會自己走路，桃源村正面臨著學步階段。”孫君說。

    經過基礎設施的改善、古村落的修復、環境的整理、示范戶建設、資源分類、原種農業修復、土壤改良，還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教育，現在桃源村開始走向一個良好的發展趨勢，在保證常規農業狀態下，適度地推動一部分鄉村的民俗旅游。

    孫君主張不能過度發展鄉村旅游，不能改變農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也不能把大的企業引入到村莊。“應全力以赴保證一個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以農民常規農業為產業和崗位的、一種符合農村發展常態下的模式。因為我們不想把傳統村落變成一個旅游地，一個原住民離開、大企業過來的地方，變成農民把土地出租出去的模式。從短期來說他們有收益，但從長遠來說留下大量的不穩定因素。這是古村落保護中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孫君說。

    旅游是發展鄉村的唯一路徑嗎？

    “旅游是一個撬動性的工具或途徑，它可以用來帶動很多事，如農產品加工、農事體驗、親子教育等。”

    對于如何發展鄉村旅游，也是鄉村建設現在面臨的一個兩難問題，尤其近兩年全國都在如火如荼地發展鄉村旅游，但商業化的介入又很容易傷害到鄉村文化遺產。

    對于這個問題，羅德胤認為，在現階段，發展旅游其實是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和活化的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在傳統村落保護中，政府一定是起主要的引導作用，但僅靠政府的投入，還是有大量的缺口，因為我國鄉村嚴重凋敝的現實已經長期存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在這種情況下，不讓商業化進場，也不現實，關鍵是要規范，技術上要保守，要遵守遺產保護的嚴格規則，策劃上的創意很重要，這個規律國內正在探索。”羅德胤說。

    所以，羅德胤認為，目前不是阻止鄉村旅游，而是如何改進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要讓鄉村遺產回歸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當鄉村遺產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村民自然會重新喚起對鄉村傳統文化的熱愛。

    “你不能對村民說要如何保護鄉村文化遺產，那樣太居高臨下了，而且換位思考，任何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條件的權利，不能將遺產保護的理念硬塞給村民。”羅德胤說，只有通過具體細微的工作來潛移默化。

    比如，在湖南省會同縣高椅村，羅德胤和孫君做了一個實驗，為村莊的留守兒童建一個鄉村童書館。高椅村是一個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明代洪武年間始建，距今約600年左右，是著名的文保村，被列入全國第六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全省歷史文化名村，整個村寨共有590多戶2200多人。他們與高椅村村委會達成一致，村委會拿出一棟古宅作為童書館的空間，羅德胤募集了大量的兒童繪本等少兒讀物，讓村子里的孩子也能看到城市兒童的優質讀物，這個童書館很受孩子們喜歡，甚至還有縣城的家長帶孩子來這里過周末。“當孩子們從小在老房子里讀書，他們長大后自然就會保護鄉村遺產，這是一個細水長流的過程。”羅德胤說。

    孫君也很強調鄉村教育對遺產保護的作用，在高椅村，他一直強調要保留鄉村小學，小學和幼兒園的建設對未來農村發展的可持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人的問題是最根本問題

    兩位學者對鄉村教育的重視其實都指向了一個終極問題，即人的問題，因為人的流失，鄉村才會凋敝，而人才的嚴重缺乏，也是鄉村建設面臨的困難之一。

    鄉村建設也好，古村落和古建筑的維護也好，都離不開具體的施工單位，誰來做鄉村建設的施工主體？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按照城市的招投標規則，最后招來的工程隊可能還會層層轉包，最終維修古村落的人可能是根本不懂古建規則。

    對此，孫君表示，古村落維修本來費用就少，這種方法看上去合法，實際上不合理，對古村落的維修傷害很大。“我們一般和政府談，直接邀標，減掉一些沒有必要的假的過程，這也是對古村落保護的一個方法。”

    在高椅村，孫君找的是農民施工隊和本地的能工巧匠，因為他們沒有見過歐洲建筑，所以他們一出手就是傳統的。而城市的建筑單位符合法律，有公司資質，能招投標，但做出來的東西不具有鄉愁感，只有中國農民，他們能把村莊建的像村莊。

    高椅村就采用了設計院和本土農民設計師相結合的方法。“建筑修繕改造工程交給本地建造師，他們看過我們的圖紙后可以提出想法和修改意見。建設過程中仍然遵循幫忙不添亂的原則，順著原來的村脈和農理小心翼翼地修復。”孫君說。

    鄉村修復后，如何進行后期可持續的產業發展是保持維護成果的關鍵，只有能持續地造血，年輕人回來后也有事業可以發展，鄉村才能真正地激活。而與現代市場的對接、宣傳推廣、品牌維護，這都不是農民擅長的工作，怎么解決這一問題？

    羅德胤表示，要解決這些問題離不開互聯網的介入， 互聯網會對鄉村復興的意義極其重要。“互聯網讓宣傳推廣變得扁平化，成本低，這對鄉村很重要，自媒體口口相傳的口碑傳播非常適合鄉村品牌的推廣。很多返鄉的年輕人適合做這方面的工作，此外，縣級政府也可以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羅德胤說。

    孫君認為，這一問題是目前鄉村建設中較重要的方向性問題，對于電商進入鄉村，孫君認為是好事，但有一個前提，就是電商應是有助于村委會的村民自治體系的完善，應使農民產品賣得越多，土地修復更好、農民的誠信機制更完善、農民的集體經濟更強大、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更高。

    “讓農民完善自己的正常生活和生產方式，在這個基礎上，再談科技、鄉建、電商等都是可取的。本末不能倒置，農民不種田，會有好產品嗎？這是一個基本常識。鄉村讓農民種好田，讓村莊有年輕人，讓鳥飛回來，讓民俗回來，這就是鄉村的未來。”孫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