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曹靖華老先生（1897・8・11――1987・9・8）誕辰11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20周年。

　　曹老仙逝，可是我時刻感受到曹老的存在。他的一尊塑像聳立在我的案頭上，一直用凝重的目光望著我。作為一名俄羅斯文學的研究者和翻譯者，我無時無刻不在聆聽先生的教誨，感受先生的鞭策，得到先生的鼓勵。

    一

　　曹靖華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想影響下，在魯迅先生直接教導下成長起來的青年革命文藝工作者。1921年（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將這位24歲的學子派往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的新生國家創辦的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2年年底回國。1926年曹靖華參加北伐，曾隨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工作。中國大革命失敗后，1927年曹靖華再次赴蘇聯，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格勒東方語學院等學校任教，在那里工作了六年之久。

　　曹靖華先生是遵循魯迅先生的教導以“別求新聲于異邦”為己任，在風雨如磐的舊中國，為爭取祖國的獨立與人民的解放，而踏上了文學翻譯道路的。

　　1923年，他翻譯的第一部俄羅斯文學作品――契訶夫的獨幕劇《蠢貨》問世，從那時起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曹老翻譯了四十余部文學作品，總數達三百萬字。

　　曹靖華先生是介紹蘇聯文學的開山祖之一。和他同時代從事俄文翻譯的還有瞿秋白（1899―1935）、耿濟之（1898―1975）、蔣光慈（1901―1931）等人。曹靖華先生則是兢兢業業、默默地在翻譯大地上辛勤耕耘時間最久、著作最豐的一位。

　　早期，曹先生也譯過帝俄時代幾位作家的作品，如契訶夫的劇本《求婚》、《蠢貨》，屠格涅夫劇本《在貴族長家里的早餐》等。但作為一個時代的熱血青年，一位曾在革命大潮里搏斗過的精通俄文的人，面對中國嚴酷的現實，他意識到革命文學的重要意義。曹靖華先生說過：他翻譯蘇聯文學作品“并非為了做文學或是為了糊口”，“主要是受到偉大十月革命勝利的感召”。

　　1929年曹老在列寧格勒任教期間，接到魯迅約他翻譯《鐵流》之信。他“不能不想到對于在黑暗中掙扎，在血泊中抗爭的我國人民來說，這樣的作品將會產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后來曹老又譯了拉夫列尼約夫的中篇小說《第四十一》、聶維羅夫的中篇小說《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基爾尚的劇本《糧食》等。

　　1933年，曹靖華先生完成了魯迅先生的委托，搜集一些蘇聯名著插圖之后，攜妻子與女兒經海參崴回國。當時，我國正處在抵抗日寇侵略和國內戰爭的艱苦年代。

　　蘇德戰爭爆發以后，曹靖華先生更是著力于翻譯蘇聯反法西斯德國的文學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在頓河流域》、《死敵》，列昂諾夫的《侵略》，西蒙諾夫的《望穿秋水》，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費定的《城與年》，愛倫堡的《煙袋》，阿・托爾斯泰的《保衛察里津》，克雷莫夫的《油船“德賓特”號》，瓦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蓋達爾的《遠方》、《第四座避彈室》（合譯）等等，等等。他的譯品無一不是改造舊社會、反對侵略的子彈和糧食。這些作品，譯成漢文在我國出版后，曾在革命戰爭年代，起了鼓舞人民斗志和培養新人的積極作用。

　　曹靖華先生在抗戰大后方除自己從事翻譯外，還編輯過多部蘇聯文學作品叢書。

　　1940年，曹靖華先生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任職，主要負責編譯蘇聯文學作品集。蘇德戰爭爆發后，則經辦蘇聯反法西斯的“文藝聯從”，出版有《團的兒子》（卡達耶夫）、《人民是不朽的》（格羅斯曼）、《巴黎的陷落》（愛倫堡）等……

    二

　　曹靖華先生和蘇聯老一輩作家結成很深的友誼，是時代的召喚，是革命的需要，是世界文壇志同道合的感情的交融。

　　與曹靖華先生交往最深的老一輩作家中有綏拉菲莫維奇、拉夫列尼約夫和費定。

　　曹靖華當時翻譯的蘇聯文學作品，在中國革命史上都起過重要的作用。

　　《鐵流》的作者老作家綏拉菲莫維奇在莫斯科近郊赤松林別墅和在他家中都接待過曹靖華。那時作者還不知道他的《鐵流》在中國的影響。

　　革命老人林伯渠同志曾經說過：“延安有一個很大的印刷廠，把《鐵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參加長征的老干部，很少沒有看過這書的。”瞿秋白在寫給魯迅的一封信中（1931年12月5日）說:“《鐵流》和《毀滅》的出版，應當認為是一切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勝利。”肖華將軍也曾提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聯文學已經在中國工農紅軍中流傳，后來伴隨著工農紅軍跋涉了萬水千山，伴隨著紅軍戰士們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尤其是《鐵流》對參加長征的老戰士們倍覺親切。它以火焰般的革命熱情，鼓舞著處在艱難險阻中的工農紅軍，使這些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們，把自己的英雄行為，當做中國的“鐵流”。

　　拉夫列尼約夫比曹靖華年長六歲，曹靖華把他看成是自己最愛的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33歲時完成的《第四十一》，問世后四年，32歲的曹靖華就把它譯成漢文。這篇富有浪漫主義的、描寫紅軍女戰士與白衛軍軍官復雜的感情糾葛的小說，最后以正義戰勝邪惡、以革命利益戰勝私人感情而結束。

　　《第四十一》譯本在我國出版后，影響廣泛。曹老回憶當年的情況說過：抗日戰爭時期，在太行山敵后革命根據地，用鋼版油印形式，印在紅包裝紙上的除政治理論的小冊子外，還有這本小說。曹老回憶說：“當時從包圍圈中出來的同志，曾把這類油印本送了我幾種，并對我說：‘敵后的戰士們把槍、書和自己的生命，結成了三位一體，遇到生死關頭，隨身攜帶的一切都可以拋棄，唯獨槍和書。面對死亡或者沖出重圍，或者與自己的生命同歸一盡。’”又說：“《第四十一》教育讀者，即使戀愛，也要服從革命利益，服從革命需要，服從偉大的革命斗爭。”

　　費定是另一位與曹老有過深交的蘇聯作家。他稱費定為“情逾手足”的同志。

　　1930年前后，曹靖華在列寧格勒讀罷費定的長篇小說《城與年》時，說：“就好比鐵遇到磁石似的，怎么也擺脫不了它的強度的吸引力。”過了十年，曹靖華才動手翻譯這部小說，因為他認為“藝術價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難譯，或竟至不能譯”。

　　1933年魯迅先生看到《城與年》的木刻插圖，深為珍愛。他擬出《城與年之圖》，希望這組版畫作品“每幅圖畫之下，也題一兩句，以饗讀者”，就約請曹靖華寫篇兩千字左右的梗概。曹靖華超額完成任務，但書未及出版，魯迅先生便逝世了。抗戰后的1946年，曹靖華到上海，同許廣平先生兩人在魯迅先生藏書中，整整翻了大半天，不但找到了《城與年》的插圖精本，還有蘇聯木刻家全套手拓木刻原本而且精本中每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