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包容了數千年的歷史內容，而且，早已不僅僅是一種觀念，而是內化成了無數生命的無窮力量！它激起郭詩人以才情和生命寫出人間最富有感召力的詩篇，也激起了讀者心中不息的波瀾。客觀地說，《水災》對農民和農民思想意識的認識與描寫，是當年的周立波因為沒有生活藍本而無法達到的，它遠遠超越了周立波筆下土改合作化時期“土能生萬物，地可納千糧”的農民意識和土地觀念的表述。憑著對農民如此深切的理解，劉春來才具有書寫農民進城新趨向獨具的優勢和特別的資質。
  
    劉春來在風俗人情的描寫上也超越了他的前輩同鄉。出道不久劉春來這方面就表現出難得的寫作潛力。《送燈》中寫銅鼓沖那幅美妙絕倫的風景畫就是杰出的一筆。“那炊煙裊裊婷婷地在各式各樣高低不一的屋頂上顫抖，頑強執著地與山風抗爭著升到高處，升高了，卻又不急不忙慢慢地散開，淡化，造就天地間一個朦朦朧朧地好意境。那炊煙，分明又是各家主婦用以呼喚自己親人的旗幟了。這旗幟一升上來，便可聽見有娃娃魚游動過的山溪旁，以及山溪兩岸的水竹林里，有清脆的牛鈴聲響得一片叮當。緊接著，竹捎搖曳，看得見黃牛和水牛從林蔭深處安詳地踱將出來，它們口吐唾沫，搖頭晃腦地大嚼竹葉，其神氣，猶如舊日的紳士老爺一樣福態。看牛的伢崽們呢，則一律都橫坐在牛背上，背襯著滿天的紅霞”。這樣的牧歌境界令人心儀。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以清新、柔美、秀麗的筆墨，描繪家鄉農村的山光水色、耕作栽種、居所家具、飲食男女、婚喪嫁娶等風土人情，把新的時代風貌與濃郁的鄉土氣息、質樸的民間美德、和樂的勞動場景揉為一體，繪制成一幅幅南國山鄉詩情畫意般的風俗圖。山東的宋遂良稱他的小說為“秀麗的楠竹”，湖南的蔣靜稱他的小說為“清新的茶子花”；茅盾則說得更明白：“周立波的創作沿著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說，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他善于吸收舊傳統的優點而不受它的拘束，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他是越來越洗練了，而且，在緊鑼密鼓之間，以輕松愉快的筆調寫一二小事，亦頗幽默可喜……勾勒人物，樸素遒勁，這些都是他的特點。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濃地方色彩，但從《山鄉巨變》的正續篇看來，風土人情、自然環境的描寫已經形成了足夠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贅了。”在新的世紀，劉春來繼承了前輩的經驗更有所發展。世異時移，社會生活豐富復雜了，現實主義的表達也更加開放而多樣，人情風俗的描寫有了更大的空間可以延伸。這個時候的劉春來，方言俗語的引用更為大膽而貼切，在人情、人性書寫的基礎上，大量引入世道人心的“社情”，風俗民情描寫更具有厚重性。盡管是文革后期階級斗爭紅火的年代，出現在他筆下的居然是一個經常捆人的民兵隊長和一個經常被捆的下放知識分子馬拐子，兩人共坐在一個隊屋的階沿上推心置腹的閑聊。他倆“抽著煙，很友好地說起了捆人的種種方法以及各自的感受。好像這捆人和被人捆，都是人間生活不可或缺的日常內容，一點都不希奇古怪的。”末了，馬拐子從屁股下面抽出那面銅鑼，將銅鑼放在膝蓋上，再在銅鑼上鋪開一張已經簽上了很多名字的公文紙，公事公辦地對隊長說：簽字吧。隊長讀了武裝部長的介紹信，再在上面很隆重地簽上自已的大名，也不去監督游街，任憑馬拐子就走了。“馬拐子走的時候還很得意，說社會主義就是好，挨批斗也記工分，今天十分工又到手了” 。就在這下層人際關系中，生死對立的階級斗爭雙方居然成了毫無芥蒂的異性兄弟，嚴肅的階級斗爭竟然化成了快樂的生活游戲！這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農民的政治態度和為人方式。還有比這樣的人性人情更美妙、更親善的嗎？當然，這是化嚴肅為幽默，化沉重為輕松；劉春來筆下更多的風俗人情描寫隱藏了時代的痛苦和歷史的悲涼。劉春來善于將這痛苦與悲涼制成永恒的歷史雕塑。比如說第一次恢復高考時，翻譯《曹劌論戰》中的古文 “夫戰，勇氣也”，都誤認為這是在講夫妻打架：丈夫打妻子，都是一時的脾氣。考地理出了一個大題目，在一張中國地圖上填出各個省的省名來，考生卻巴黎、莫斯科、華盛頓、河內亂填一氣。一個閱卷老師止不住憤怒地寫下一道批語：我堅決反對出賣祖國，此卷呈北京國家公安部！一個老師教學生用關聯詞“不過”造句，在黑板上示范：“我牽牛到河那邊去吃草，牛‘不過’河”。文化革命中，國人的文化貧困到何等程度啊！小說留下的這一系列叫人流淚的笑話，是當時的真實，越到今后越有認識價值。將這樣的國情、社情、民情進入文學，比起他前輩的風俗文字，意義顯然是深廣得多了。我這樣說，并不是劉春來比他的同鄉前輩高明，而是說，時代前進了，文學發展了，劉春來在文學前輩的指引下，與時俱進，因勢而上，風俗人情描寫的超越，是進步了的時代的饋贈，也是開放的現實主義超越革命現實主義的結果。
  
    當下信息社會，手機為載體的民間段子，實際上就是極為豐富的民間文學或“準民間文學”。把它們引進小說之中，可增加小說的生活容量與思想容量。劉春來的小說適時地引進了這些東西。戰爭年代我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第一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第二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第三是密切聯系群眾。”可到了市場經濟社會改換成了“第一是理論與實惠相結合，第二是表揚和自我表揚，第三是密切聯系領導。”這就明明白白地顯示出，共產黨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以后黨風、民風和社會風氣的逆向變化。這樣的民間文學進入小說，既活躍了當時的氣氛，又增強了文學韻味，還蘊含著厚實的社會歷史內容，超越周立波風俗人情文字所包含的人生與時代內容多矣 。
  
    因為時代的進步，劉春來適時地抓住了城市化進程中的底層蛻變這塊最富有寫作前景的文學高地。作品告訴我們：城市化進程是一個龐大的概念，包括工業、商業、交通、科技、建筑、人居、文化等等方面的大規模現代化推進。劉春來主要關注城市化初期城市擴容、農民變市民等底層變化。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進城是表象，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全方位轉變，才是實質。農民成市民，是工業化的需要，城市建設的需要，也是文明進步的標志。農民的變化當然不只是身份的變化，職業的變化，生存環境與生存方式的變化，還是文化的千年轉型，是農耕文化向現代工業文化和科技文化的轉化。這個轉化何等廣泛、深入、細膩而持久！它所表現出來的現實生活的豐富性，歷史變遷的廣泛性與深刻性，都遠遠超過了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帶給農民的變化。聰明的、不聲不響的劉春來挽著歷史的手臂，乘著時代的東風，最先在現代城市化進程的高地上筆耕不輟。應當承認，劉春來筆下的這塊文學天地比周立波東北元茂屯的土改，益陽桃花侖的合作化具有更為廣大深厚的內容，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乃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從這樣的角度和基點上來評說劉春來近十年間的小說創作的價值，就洞若觀火了。
  
    但是，劉春來在一個最基本點上，遠遠遜于他的同鄉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