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那就是思想的穿透力遠不如周立波！這不是說劉春來小說中沒有自己的思想。在《辦事處》的結尾，他樂觀地提醒讀者不要只看到改革開放中的不足之處，因為“太陽總是一寸一寸升起來的，陽光總是慢慢照亮大地的。社會要前進，總要有一部分人英通前進，還要一部分人忍辱負重。”在《時運》中他慎重提出：“我們要有一個有說服力的典型，這個典型在奮力奔向小康的同時，還要顧及其他。比方說集體沒有了，五保戶怎樣供養，水利工程怎樣分攤，基層黨組織怎么樣適應新的變化，怎么樣守住自已的陣地。總之，要盡快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找到新舊體制的銜接點。”無疑，這些都是作家自身思想的表現。但比較起周立波思想的穿透力來，的確是小巫見大巫了。周立波小說思想的穿透力在中國現當代小說家中，應當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暴風驟雨》寫東北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這一新生事物，當年是關系到社會制度、農民命運和各種人的切身利益的時代大變革、社會大前進的偉大斗爭，當時并沒有任何藍本，但他的小說居然成為了東北解放區土改工作隊員自覺遵循的工作指南書，人手一冊！《山鄉巨變》寫的是后來證明有過速過快、一刀切缺點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當時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感覺到更沒有任何一部作品批評過這一缺點，唯獨周立波寫合作化是自上而下的程序展開，借婆婆子鄉長李月輝的口，含蓄委婉地批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這些缺點。這固然是曲筆，但也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智慧，更需要多么具有穿透力的歷史政治眼光！人云：每一個大作家都是一位先知，預言家，是人類命運和精神奧妙的揭示者，是重大精神悲劇和精神出路的啟示者，也是人類精神陷阱的指示者。魯迅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里藏著的光耀。這樣，就顯示靈魂的深。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13劉春來在寫實的技法上早已圓通熟稔，游刃有余，并不比他的同代人或者家鄉的哪一個前輩差，甚至由于心態的放松和環境的自由，寫得更輕松捷達，人情味更濃，但他遠未達到“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在眼光的穿透力、精神的批判力方面，遠遠不如他所敬重的前輩，甚至還遠未達到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高度。他雖然已經擺脫了名疆利場的羈袢，自覺地快樂地為底層而寫作，但他還只是個“智慧的寫實主義者”，離批判家、預言家、精神指引者、靈魂探索者還有相當大的距離。花數年功夫伏案攻讀一些思想家的名著，消化、觀照頭腦中大量的、寶貴的生存積累，拉近、縮短、甚至消滅作品和自身的精神距離，那時的劉春來，才是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非凡俗的劉春來。當然，這是很高的標準了。現實向來是打折扣的，“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從這個角度說，周立波是劉春來永遠的楷模，永遠的導師。

   劉春來為城市化進程提供了什么
  
    中國要從農業大國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發展轉型，必須實現農村人口的大轉移。但這個農村人口大轉移必須建立一個極其簡單又極為重要的基礎上：每個中國人都有飽飯吃。小說《時運》很樸實地寫道：計劃經濟年代，“責任承包前，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農民全年口糧300斤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一，300斤以下有百分之八十九，其中不到200斤的占百分之三十。”○14城里人過年每人只配給半斤豬肉指標，豆腐、醬油、棉布、自行車都要憑票供應，極其緊張。在那樣的年代，國家只能嚴格控制商品糧人數，堅決制止農民進城，把進城的農民作為“流竄犯”打壓。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解決了中國十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國家才有能力實行糧食開放，逐步容許、歡迎、提倡農民進城，城鄉一體化的政策才能得以出臺。這就是中國現代城市化進程的獨特之處。中國是在最廣大的農業社會的基礎上，最貧困的經濟水平線上，最深厚的農耕文化上開始現代城市化進程的。這和西方的城市化進程，和許多發達、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很不相同。正是這個不同，進城的農民，為了生存，舍得拼命，“命就是錢，錢就是命。”“拿命去換錢，天經地義的事情。”大量從相對封閉落后的農村跨入燈紅酒綠城市的的農村青年，他們試探著邁出一只只腳，小心翼翼又義無反顧地走進城市，融入陌生城市新的生態圈，裴平平就是龍鱗城里第一個自建私房的人，但真正站穩腳跟并融入的并不多。娥姐高中剛畢業的時候，也興高采烈到深圳去發展過，但發展不起來。施麗華為了在城里立定腳跟，只好以身體做本錢下注，而且是一仆二主。三馬虎為了在城里立定腳跟，只好與大十多歲的文寡婦結婚。另有好幾個人，如桂海水的兒子，在城里犯了事，反被政府判了刑。七老板資金雄厚，彭玉蓉關系網寬廣，最終竹籃打水一場空。書中許多苦痛的活生生的事例表現了中國城市化進程初期起步艱難、悲劇色彩濃郁。那么，城市的原住民是否生活得優裕呢？不！他們中品質低劣者甚至靠騙農村人的錢過日子。某縣城里一家小公司招考文員，一人一次收一百元報名費，那家公司的經理就是一個下崗工人，招文員只是騙錢的手段。下崗的車間主任春叔一家，是地道的城市貧民，更是城市貧民的優秀代表。他自身生活拮據，卻對農村人相濡以沫，盡力接濟。他時刻憂國家之所憂，說：當下有“一個怪圈。政府不準拖欠農民工工資，政府盲目招商又拖欠張老板的錢。張老板違反合同付不出王叔的錢，工人們鬧事，政府又要來了難——這個怪圈如何解得開呵！”這一筆非常重要，如實地擺出了我國城市化初期，農民、市民、政府都有困難，正因為各方面的困難，才上下一致，同舟共濟，互相體諒，共渡難關，中國現代城市化進程才能持續而快速地推行下去。積極樂觀的劉春來像積極樂觀的春叔一樣，不在意反腐倡廉的流行思路和顯在的貧富矛盾，沒有大寫農村  “993861”部隊和農村的蕭條，沒有大寫進城的打工族的原始積累和市民的困難，避開打工崽文學的慣性思路，避開農民身份變化的一般性觀照，避開市民生存的廉價樂觀，從歷史的、文化的層面表現當下農民和市民的命運，從而顯示出社會的巨變。
  
    中國的城市文化與西方的城市文化極為相似又有著很大的區別。凡城市都具有六大共同性：一曰聚合性或集中性，各種人、事、物和觀念因過于集中和濃縮，城市中心遠離了自然，人受不了物的壓迫，只好逃離。上世紀50年代，美國白人退出城市中心，進入郊區，黑人則從郊區進占城市中心，來了一個位置大互換。二曰競爭性，城市中的一切，無不處于激烈竟爭的態勢下。三曰功能性，城市的一切設備，設施，都從“有用”出發，無空閑之物。四曰消費性，一切設備，設施，都是滿足需要，刺激欲望，擴大消費，豐富生活，增強娛樂性。五曰前導性：大城市引領中小城市和鄉村的生產生活消費新潮流，尤其在服裝，飲食，娛樂三大服務性行業。六曰遮敝性與開放性并存——現代社會強調保護個人的隱私，城市的設施和制度都具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