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人物：元好問

　　地理：忻州市韓巖村

　　你聽過雁丘的故事嗎？

　　1205年，金國一位16歲的少年赴并州趕考，途中碰到一個捕雁的人說，他今天捕殺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脫的雁悲鳴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聽后非常感動，從獵人手里買回了那只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邊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即興感懷寫出一首傳世之作《摸魚兒》：

　　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別離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云，千山暮雪，只影為誰去……

　　這少年名叫元好問，鮮卑拓跋氏后人，1190年生于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韓巖村一個世代書香之家，別號遺山，是名冠金元兩代的詩壇巨擘。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間江山易主，風云動蕩，遺山憤世吟詩、為官恤民、為士請愿、奔走存史，最終于1257年客死他鄉。

　　詩詞大家，遺珠累累；千秋功過，任人評說。

　　2006年8月末的一天，細雨初停，陽光白花花地灑在油綠油綠的玉米葉上，我和忻州當地的兩位朋友已經在一處緊鎖的鐵門外徘徊了半個小時。

　　難道這就是我們要尋訪的元好問墓？那位生前為金元文化領軍人物、身后引來歷代名流大儒憑吊的元遺山之墓？

　　去年我曾尋訪過毗鄰的木芝村，傳說中貂嬋的故里，陵園荒草蕪雜，一片衰色。當時就想，紅顏香冢怎可與那氣勢豪邁的詩人史家之墓相比。不承想，這秀容之地在一個大家凋謝八百年之后竟也生出一樣的怠慢。美人何其嬌艷，巨匠何其風流，而如今都一樣被遺忘在歷史的塵煙中，何其悲涼。

　　鐵門開來，里面的破敗比外面的寂寞更甚，荒草沒膝，斷垣殘碑，松榆蔽日。

　　這處陵園一為元墓，二為野史亭。元墓為元氏祖墳，墳內葬有元好問及其曾祖、祖父、生父、養父、長子、長孫。野史亭為元好問51歲時為修金史而建，“朱門萬戶凄涼盡，惟有元家野史亭”。此兩處遺址歷經數次修繕，內有金、元、明、清以來大量的名家詩文石刻，古跡斑駁，難以考究。好在記者在隨后的尋訪中找到了忻州市文管所孫轉賢先生，關于這些碑刻，他曾做過詳盡的搜集和注釋。

　　歷史總是讓人惦記，八百年前的元遺山到底在歷史上書寫了怎樣的傳奇和惆悵？

　　詩狂他日笑遺山

　　元好問在臨終之時，囑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元好問曾在金朝出仕為官十余年，而在金亡后的20余年，元好問又像一個矢志不渝的文化活動家、教育家、史學家，他長年奔波于晉冀魯豫一帶，宣揚儒學，搜集編撰金史�？墒�，他最想告訴后人的卻是他對詩詞的喜愛，他最為得意的大概也是他在詩詞上的造詣，最沉重的是他以宣揚儒家文化、挽救天下斯文為己任。雖然他5次赴汴京應試，33歲才走入仕途，但“元才子”之名依舊譽滿北國，“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他對自己的詩才也是極為自信。

　　元好問家學淵源，先祖元結為唐代著名詩人，父親元德明詩才過人，不事雕飾。他被過繼給叔父元格，元格對元好問的教育極為重視。元好問4歲讀書，8歲學習作詩，后拜陵川名儒郝天挺為師潛心學習6年。元好問認為“士之有所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而他的詩詞修養也正是得益于此。元好問一生寫了5000多首詩，今存1388首，詞今存384首，尤其是金亡前后的“喪亂詩”成為繼杜甫之后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峰。“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雁到秋來卻南去，南人北渡幾時回？”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造就了這些經典的曠世詩作。

　　元好問不僅詩詞功底深厚，而且自稱“詩中疏鑿手”，他在兵荒馬亂之世，寫就了一部不朽的詩評《論詩三十首》，“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范。他提倡詩文剛健，反對纖弱，提倡天然，反對做作，提倡精練，反對繁冗。那年他才28歲。

　　然而，無論是元好問的詩詞還是他的詩論，除了專攻學者，大眾知之少矣。在大多數人心里，一代文壇領袖，就像他所處的那段亂世一樣，只是一個模糊的歷史影像。

　　野史亭上一布衣

　　1239年，舊朝已亡換了新庭，在山東聊城被羈押6年的元好問重獲自由，返回忻州。這時的元好問已是天命之年，他飽學詩書，不甘心從此放浪山水，他精于史學，曾任史官，久懷修史之愿。蒙古大軍圍困汴京之時，他曾請求攜帶國史出走，未被準許。此時，他再次萌生了編撰金史的念頭，希望以自己“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的余力，做到國亡史存。為此，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

　　然而，元好問的修史志向并未得到新朝的支持，此后近二十年，元好問以一介布衣之身，每年都要為搜集史料長途跋涉，終于完成了一部上百萬字的史稿《壬辰雜編》，并匯編了北方兩百多首詩作《中州集》。《中州集》以詩存史，不僅收詩作，而且帶有人物評傳。時隔六百年后，清代名臣五臺徐繼在拜謁野史亭時寫下如下感慨：

　　“中都已棄汴京焚，累朝無復存文獻。遺山乃構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羅遍。中州一集存巨編，微寓褒譏留小傳。頓使金源生顏色，不與夏遼同鄙賤……”

　　夏、遼、金史料中，惟獨金史較為完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史的許多內容來源于元好問的《壬辰雜編》。

　　野史亭盛名可謂久矣，八百年間，屢有大雅宏達之人或憑吊或修繕，留下詩文碑記眾多，然，早在民國初年，山西教育會長梁善濟就發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實不相符”的嘆息。如今又將百年，更顯頹敗了。

　　且莫獨罪元遺山

　　1233年，對于兩個王朝來說，是一個此亡彼立的新舊拐點，對于詩人元好問來說，同樣是一個命運的轉折，而對于后世史學家來說，這里又隱藏著一段事關元好問名節的重大公案。

　　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汴京，金國皇帝棄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將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并自封鄭王。崔立認為他的行為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若虛執筆，為他立“功德碑”。王若虛、元好問自認關乎名節，推給了太學生劉祁，劉祁寫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敘其事，敷衍成文”。這就歷史上的“崔立碑事”。

　　元好問到底有沒有參與崔立碑事件？假使參與了，是不是有損其名節？后世誹議不斷。省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元好問學會副會長降大任先生看來，元好問是被迫撰碑，尚構不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碑文是否為崔立頌功，而史料考證表明，元好問雖然參與了此事，但恥于頌功的立場，說明元好問在這件事上沒有屈節問題。元好問的學生郝經(郝天挺的孫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詩，其中一句“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歷代學者認為這句話是郝經在為老師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