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程琳，1967年生，河南洛陽人，父親是豫劇導演，母親是豫劇演員。從小學習二胡，13 歲作為文藝兵進入海軍政治部歌舞團擔任二胡樂手，作為北京電視臺推出的新歌手拍攝大陸最早的MV 專輯引起轟動，后進入東方歌舞團，先后出版《小螺號》《童年的小搖車》《新鞋子舊鞋子》《程琳新歌1987》《夢紅樓》《比今更重》等暢銷專輯，《風雨兼程》《媽媽的吻》《酒干倘賣無》《信天游》等歌曲影響一代中國人。她還出演電影《本命年》，該片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銀熊獎。

    她與臺灣音樂人侯德建的合作與相戀，使得她成為當年最早走出大陸、與港臺先進的創作制作體系相接軌的歌手，她演唱的《信天游》曾點燃歌壇西北風這一文化風潮，她還出演電影《本命年》。1989 年后，她出國游學，直到1995 年回國，繼續從事音樂創作。

    從二胡樂手到成名歌星

    “那時候唱一首歌，觀眾要鼓好幾次掌，掌聲都不帶擋的”“文革”以后，地方戲曲有過空前繁榮，每個省的代表劇種都在“文革”京劇樣板戲一統天下的局面結束后得到新生。程琳從小就生活在豫劇舞臺邊上。當時一個孩子成功的出路好像只有兩個，一個是考大學，一個是參軍。她所在的學校的同班同學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父親讓她從小學二胡，帶著這個童子功，程琳很小就考上了海政歌舞團，在樂隊拉二胡，算是文藝世家子弟最好的出路了。

    南都周刊：在樂隊拉二胡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會成為當年最紅的歌星？

    程琳：在海政小樂隊時我12 歲，部隊每月補貼7 元生活費，當時覺得就是文藝子弟很好的出路，我挺滿足的。當時海政的蘇小明算是很紅的歌星，我只是樂隊拉二胡的，偶爾在樓道里哼哼流行歌，只要你敢唱當時好像就有你的機會，團里的人說小程琳你也來唱幾首吧，我說好啊。那時我13 歲。北京電視臺幫我錄了幾首歌，我覺得是大陸最早的MV 了，穿的是海魂衫，當時播出就很轟動。我的第一張專輯《小螺號》是北京音像公司出的，隨后廣州太平洋公司給我出了《童年的小搖車》，重新錄制了《小螺號》，制作更精良，這張專輯影響特別大，很多人都以為這是我的第一張專輯。這張專輯給我的稿費是2000 元，那時候國家獎勵萬元戶的個體勞動者，我的2000 元稿費就上繳到部隊了。

    南都周刊：當年都覺得你是小鄧麗君，你覺得當年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歡你的歌聲？

    程琳：其實我和鄧麗君有一脈相承的地方，卻有不同的地方。在我之前，其實李谷一、蘇小明、成方圓都已經出名了，她們的歌聲一是年齡偏大，二是中音區，和我的聲線不同，可能我還在少女時期的歌聲更能打動更多的聽眾。那時候大家喜歡鄧麗君的歌聲，就是喜歡她的細膩與深情，很東方的情懷。80 年代聽眾喜歡的就是一種深情、細膩、溫暖、明亮。這是大家突然喜歡我的歌聲的主要原因。

    南都周刊：那時侯你唱的都是原創歌曲，都是歌頌母愛、友情的，很少有愛情的，是不是代表了當年的創作風潮？

    程琳：當年我唱歌時還沒有成年，本來通俗唱法就有爭議，所以我唱的歌肯定只能是非男女愛情的歌曲。那個年代的通俗歌曲的創作很多元。也正是因為原創，我才是程琳。

    侯德建是無法回避的歷史“侯德建是我的音樂教練，他的作品讓我走向成熟”侯德建當年是臺灣校園民謠的創建人之一，他的作品有著比較強的人文氣息，比如《龍的傳人》，這些作品當年顛覆了鄧麗君、劉文正時代的東方古典主義的流行歌潮。他是繼黃阿原后回到大陸的臺灣同胞，當年成為風云人物。他一到大陸，就去了很多地方，四川、杭州等等，寫了很多關于大陸人文的歌曲，比如《熊貓咪咪》。他選擇了程琳來演繹這些作品。后來他們相戀。對于這段往事，程琳一直回避，但誰都無法抹殺那段歷史。

    南都周刊：你一直回避談侯德建，但他的確是你音樂生涯中不得不說的重要合作伙伴，當年你們的戀情也是高調的，現在如何看那段往事？

    程琳：侯德建是一位音樂才子，認識他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東方歌舞團，算是從部隊復員了，活動的空間更大。侯德建比我大十歲，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們相戀，我回家就告訴我爸媽了，我說我戀愛了，那時候我剛18 歲，父親很反對。而我覺得那是在工作中產生的感覺，那時候媒體不像現在這樣發達，我們倒沒有躲躲閃閃，很大方。他很像我的大哥，因為當時大陸流行樂還沒有制作人的概念，侯德建又是我的制作人，我當時做音樂完全沒有想到要怎么成為更大的明星的欲望，就是喜歡音樂，他給我或者說是大陸樂壇帶來很多當年很規范、很先進的制作理念，讓我成為第一個受益的大陸歌手，因為制作人就是教練，他能給歌手帶來上升的空間。

    南都周刊：你覺得侯德建在做音樂人方面當時最值得大陸同行借鑒的有哪些？

    程琳：他音樂上的才華首先來自他對音樂本身的熱愛，同時他又不僅僅將通俗流行歌曲局限在音樂本身。比如他很熱愛電影，做過很多電影的配樂，他的綜合素養很高，他的知識面很寬，這是當年大陸音樂人沒有的，所以他當年回歸大陸，給歌壇帶來很多新的東西，主要是創作的思維方式。他在對我的演唱熟悉以后，他說他離開臺灣時剛給一部電影《搭錯車》寫了音樂，其中一首歌《酒干倘賣無》很好，他覺得更適合我，當時蘇芮演唱的版本還沒正式公布。中央電視臺正好有臺歌會，那時候沒有演播廳，就到五星級豪華酒店做演播室，那期節目就是在北京長城飯店錄的，我唱了《熊貓咪咪》《酒干倘賣無》，那期節目的影響很大。《酒干倘賣無》成了我的重要的作品，也對我的演唱產生了影響，我從少女階段的歌手一下成長起來了，讓我走上了事業的第二個臺階。

    南都周刊：其實80 年代是唱片、盒帶銷量最大的時代，可你出的專輯反而不多，在你第二階段，只有《程琳1987》。

    程琳：那個年代做專輯很容易，就是翻唱港臺歌曲，也就是口水歌。我還是堅持原創，貴在精。在侯德建做我的制作人后，這個理念一直沒有變。那時候廣州是去香港最方便的，1987 年，為了制作專輯，我在廣州買了一套商品房，在東湖新村，當年100平米的小三居是5萬元。就在那里呆了幾個月，我做出了《程琳新歌1987》，當時的制作費是40 萬，算是最高的，當時侯德建就是要做高質量的大陸專輯，不管花多少錢。我們在廣州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其中的很多歌曲都脫離了男女愛情的小情愛，比如《背影》，前不久我偶爾還聽到滿文軍翻唱過，作為一部電視劇的主題歌。還有專輯主打歌就是《信天游》，后來這首歌引起了西北風的歌壇新潮流，鄧麗君的那種細膩柔情被吶喊所取代。當時《信天游》其實是香港、廣州的一批音樂人對黃土地文明的一種思考，當然大陸原創文化的基地在北京，崔健的《一無所有》也是當年的經典代表。

    南都周刊：1987 年的確是大陸歌壇的分水嶺，就女歌手而言就出了一批唱晚會大歌的，比如毛阿敏、韋唯、還有田震，當時是跟著西北風的大嗓門走的。當時港臺實際上像蘇芮等大嗓子也出來了。好像女歌手的潮流一下子變了。你當時有壓力嗎？

    程琳：一點都沒有。當時我還是那種小孩子般的心態，不會覺得我的這個細嗓子是不是過時了，因為我有很多原創的作品。其實西北風也是從我的《信天游》開始的。那個年代歌手之間沒那么多隔膜，好像沒那么多競爭啊、壓力什么的。我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