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敦促4支隊按蔣介石和省政府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項英指派葉挺軍長到舒城西港沖，以軍事會議形式，強迫高敬亭表態。高敬亭以“后方機關和醫院一時走不了為”由拖延時間，葉挺斷然宣布：“限兩星期必須出動。”13日，葉挺應廖磊之約去省府，就落實統一戰線相關問題再協商。廖磊顛倒是非、混洧黑白，向葉挺誣告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狀。5月底，項英向黨中央并通過五戰區向蔣介石發去請示處決高敬亭的電報，蔣介石回電“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項英等領導人，在未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執行了這一電令，從而出現了中共黨史上絕無僅有的、借國民黨刀殺自己高級將領的怪事。

　　葉挺帶著蔣介石電令到肥東青龍廠褚老圩，高敬亭聞訊從舒城趕來，有人勸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高敬亭坦蕩地說：“俺心里沒鬼，俺要去。”行軍途中，得知7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離隊出走，高敬亭說，前指為什么不向我報告？我到下塘集（葉軍長通知高敬亭到下塘集開會）怎么向葉軍長講啊？

　　這里必須說明，當年2月20日，有人檢舉楊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遠周家老圩時，繳獲錢財沒全部上繳。高敬亭責令7團從皖東撤回舒城干汊河休整，召集軍政委員會處理楊、曹問題。戴季英、林維先、吳先元、胡繼亭等都參加了會議，決定撤銷楊、曹職務，由秦賢安、李世焱接任。由于戴季英說情又暫緩執行，楊、曹繼續帶7團去皖東活動。據仍健在的知情人、新四軍4支隊老戰士稱，楊、曹這次出走，是他們獲悉了葉挺前來處決高敬亭的密報，為逃避受株連的命運，他們率少數人到湖北大山中打游擊去了。多年來，一直講楊、曹逃到國民黨那邊去了，即使如此，國共合作時期，逃到國民黨那邊也不算大錯，不能把責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為槍殺高敬亭的理由之一。因為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周昆叛逃，沒有任何人對此負責；張國燾借祭黃陵之機逃叛，也未追究任何個人責任。今天，共產黨的省部級高官，侵吞巨款逃到國外，他們的上司亦不了了之。有人欲置高敬亭于死地，不發生楊、曹事件，高敬亭也在劫難逃。　　

　　高敬亭到青龍廠褚老圩，并未見到葉挺的人影，警衛員武器被繳，自己被投入牢房。6月21日至23日，葉挺主持連以上干部大會斗爭高敬亭，鄧子恢宣布主要罪狀：反對中央在武漢的領袖（指王明）；不服從命令，對抗軍部領導；擅自招兵買馬；破壞統一戰線等等。高敬亭一條也不承認，他以大量事實證明自己是正確的，當說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認的事實時，會場出現異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說：“紅28軍在艱難困苦中戰斗幾年才有今天這支部隊，我沒錯！”“我們3年多與黨中央失去聯系，在大別山孤軍作戰，能堅持到今天，容易嗎？”

　　高敬亭的拒不承認，招來了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他被起吊起用細竹條抽得遍體鱗傷。肉體的傷害更激起他比義憤。高敬亭怒聲責問：“過去都不知道你們搞什么去了，我們不知道你們搞什么的？現在來整我。”在一次去會場途中，他縱身跳入褚老圩圩溝里以死抗爭，結果被撈起繼續斗爭。大家實在不愿看到這種斗爭場面，一致要求對高敬亭進行教育幫助，給予立功贖“罪”機會。24日，葉挺的警衛班將年僅32歲的高敬亭押赴刑場，高敬亭大義凜然地說：“死對共產黨人無所畏懼，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是共產黨員，我要死在紅地毯上。”葉挺安排完高敬亭后事，親自到衛立煌處向五戰區作了匯報。

　　高敬亭罹難后，鄧子恢率工作組進駐4支隊“肅清高敬亭余毒”，紅28軍許多干部、戰士受株連，一時人人自危。這當中，有的被降職；有的被送皖南軍部學習；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離隊；主持西港沖后方工作的參謀王占元、連長沈查輝、號官鄭、警衛員常海等被處決。在延安的毛澤東接到項英“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電報后，氣得大聲疾呼：“項英好糊涂啊，內戰時期，蔣介石曾以重金懸賞高敬亭的腦袋而不可得，現新四軍主動要求殺高，蔣豈有不準之理？”

　　“反對黨領導”及“新開嶺事件”

　　高敬亭壓根不存在反對黨領導問題，即使在非常險惡形勢中，也始終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錚錚鐵骨。1934年省委率紅25軍長征后，高敬亭按黨的指示，重建紅28軍，他愿意別人稱他為軍政委，因為軍政委是代表黨的。他根據黨的方針政策辦事，以黨的精神建設紅軍，使黨的旗幟高高飄揚在大別山上。3年游擊戰中，高敬亭幾度身陷險境，國民黨多次以高官厚祿利誘收買，他始終堅貞不屈，革命到底。

　　和黨中失去聯系期間，高敬亭數次派人尋找黨中央，把重建紅28軍情況向中央匯報，后因敵人封鎖等多種原因，未能聯系上。他在1935年7月的一封信中寫道：“省委同紅軍走了，大半年無上級指示”，“省委只留我一人在此蘇區……紅25軍走將整個蘇區大小隊伍編好帶走，只留28軍20余支槍，30幾個便衣隊……”“望中央急派一人來領導”，“望派人指示”。當獲悉中央提出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時，他積極響應，開了國共談判的先河。1937年9月9日，高敬亭將談判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再次表達盼望中央派員來領導的心情，他懇切地寫道：“上級若不及時派人前（來）指示，馬上還要受脅制……祈上級急急地派一主要負責同志前來，以作主張一切，是為至盼。”

　　黨中央、毛澤東先后派鄭位三、肖望東、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啟文、彭康等30多人到4支隊。程啟文在《從延安到七里坪》中回憶赴大別山前，毛澤東找他和鄭位三、張體學、肖望東等4人談話，強調指出：“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記不要高唱什么主義，他們長期脫離中央的領導，會有各種各樣的具體情況和問題，要由他們自己去認識，去總結。千萬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張國燾那一套去套他們。要很好地團結他們，統一在黨中央的路線、主張之下，一道抗日，發展勝利。”程啟文等到七里坪，受到高敬亭的歡迎，請他們對紅28軍進行全面整訓，舉辦了干部輪訓班和青年訓練班，全軍上下面貌一新。這些都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方毅在《矢志革命，忠貞不渝》一文中，回憶他和高敬亭共事的感受，一再重申“說高敬亭反對黨中央是很難成立的，說不過去的。說他排擠中央派來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實了”，“從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沒有任何跡象說明他是排擠中央派來的干部。”

　　那么，新開嶺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這里，有必要重溫一下戴季英的有關情況。戴季英是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級，1934年隨紅25軍長征后任中共陜甘晉省委常委。他熱衷于肅反，就是他把陜北紅軍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