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劉志丹關押起來，幸虧毛澤東及時趕到才得釋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審查，反省自己的問題，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邊來，才使他及早解脫。戴季英到七里坪，擔任4支隊政治部主任，他沒有按毛澤東的指示去團結、引導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發生了不愉快，還經常向長江局、軍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實情況。

　　1938年7月，4支隊領導成員會合不久，高敬亭發現與上級往來電報有問題，懷疑是政治部向長江局發報告他的狀，經追查譯電員承認有此事，高敬亭便將譯電員交戴季英處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來的干部，包括9團政委、政治處主任和7團參謀等到8團駐地西湯池“避難”，這就是所謂的“新開嶺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講的那樣“心胸狹隘”，那么，至少戴季英的歷史要重寫了。由于東進戰事緊急，高敬亭讓戴季英及政治部機關從新開嶺移駐東港沖，自己率4支隊機關駐到西港沖，很快拉開對日作戰序幕。1953年2月，毛澤東視察安慶，談及高敬亭被冤殺時，他懷著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說：高敬亭不應該殺，是戴季英搞宗派搗的鬼，后來中央識破了，發電報指示不要槍斃高敬亭，但是電報晚了。

　　“破壞統一戰線”及“肅反擴大化”

　　高敬亭能堅持3年游擊戰并取得勝利，除軍事斗爭外，他執行了正確的統戰政策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高敬亭從實際出發，把單純的反蔣斗爭，改變為抗日與反蔣相結合，改變了張國燾時期“左”的做法。他改變了過去對地主豪紳既要錢又要命的過頭行動，對聯保主任、保長等敵基層政權人員，采取打擊與爭取相結合，做到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對罪大惡極、冥頑不化、嚴重危害革命的反動分子則堅決鎮壓。高敬亭團結國民黨軍官，影響了其他國民黨軍政人員；對俘虜不準搜腰包，不打不罵不侮辱，在敵軍中產生極大反響。高敬亭還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變過去打菩薩、燒廟宇的過火行為……大別山人民群眾稱贊高敬亭部隊是仁義之師，主動冒著生命危險為部隊送糧送水、搶救傷員。應該說，高敬亭沒有破壞統一戰線，而是抵制了王明、項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做法，抵制了他們以統戰為借口，向國民黨的屈服、退讓，模范地執行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作出在大別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英明決策。

　　在青龍廠褚老圩斗爭高敬亭時，會議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發高敬亭肅反擴大化問題時，被高敬亭搶過話頭：“我替你說，你說我不服從黨中央領導，這是毫無根據的。搞肅反擴大化，我曾錯殺過同志，但我也殺對過。你不要忘了張國燾主持的大肅反，你從白雀園一次就抓走15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著被殺頭的風險，從你屠刀下，把他們保了出來，現在的張順安同志可以作證。”

　　肅反擴大化，是土地革命時期全黨性的歷史錯誤，國際上蘇聯大規模肅反影響中國，中央又把鄂豫皖等地肅反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區的領導和紅軍部隊的領導，都不同程度存在肅反擴大化問題。黨中央只是把它當做歷史教訓記取，并沒有追究任何地區或部門的領導責任。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張國燾，在紅25軍中借肅反排除異己，迫害了曾中生、鄺繼勛、許繼慎等大批優秀指戰員。據徐向前回憶，紅四方面軍有2500多干部在運動中被肅掉；百分之六七十的團以上干部被捕或被殺。高敬亭對張國燾的所作所為也不贊成，1932年12月，他與中共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聯名寫了《關于反四次圍剿及堅持斗爭情況給中央的報告》，向中央揭露了張國燾的有關錯誤及嚴重后果。3年游擊戰中，紅28軍雖遭受重大損失而不潰散，與高敬亭改變了張國燾的錯誤做法也有很大關系。他大膽起用了不少因肅反留在苦工隊的干部，又把苦工隊變為2營。被撤去師長職務、正在做苦工的林維先，高敬亭認為他有軍事才干，果斷地起用為軍部參謀、特務營長。　　

　　還有紅82師政委方永樂之死，一些書刊上繪聲繪色地介紹，說是因高敬亭的肅反，致使他在戰場上有意把身子暴露給敵人而犧牲。這種說法，若方永樂在天之靈有知，他絕對不會同意。護兒山戰斗前，一些被肅反的人招供方永樂是他們同黨，高敬亭一直持懷疑態度。在護兒山這場關系紅28軍生死存亡的戰斗中，高敬亭十分信任地委方永樂重任，先讓他指揮82師戰斗，關鍵時刻又讓他掩護全軍轉移，在即將完成任務向后轉移時，方不幸被敵人一顆子彈擊中。高敬亭當時悲痛欲絕，當年參加戰斗的不少人寫文章都談及了此事。說方永樂故意讓敵人擊中，只能是主觀臆斷而已。

　　黨中央、毛澤東對高敬亭問題始終持慎重態度，始終堅持團結為主的方針。鑒于高敬亭與王明、項英、戴季英等存在的種種矛盾，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過處理高敬亭3點意見，也完全符合慎重、團結的精神。1943年周駿鳴在延安黨校看戲，毛澤東對他說：“周駿鳴，高敬亭不槍斃，送來延安學習好不好？”反映了毛澤東對高敬亭的懷念和反思。劉少奇也對周駿鳴說：“不讓出大別山，不是更好嘛，有這塊根據地，跟敵人斗爭不是更有力量嗎？到路東沒有基礎。”如果高敬亭和土生土長的4支隊不出大別山，那么，解放戰爭中，就不會出現“中原突圍”和劉鄧“挺進大別山”了，革命形勢發展將會更快更好。同年秋，黨中央又電詢：我們要送高敬亭來延安學習，你們為什么要殺他？要查清原因報告中央。

　　針對新四軍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的嚴重失誤，中央提出了批評。葉挺得知中央曾經有過對高敬亭采取過渡辦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鄧子恢、張云逸是“反高斗爭”負責人之一，在一次新四軍軍部會議上，二人分別總結教訓，主動承擔責任，并且引以為咎。

　　毛澤東于1975年12月14日親筆批示說：“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發了平反通知書。198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合肥接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兒高鳳英，他對高鳳英說：“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學習。”“如果有人認為平反后還應有尾巴，那是錯誤的。”1989年6月，方毅副總理、萬海峰上將、林維先中將，主持召開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紀念會。蔣同明 儲祥林（摘自《文史精華》2005年第八期）【原標題：高敬亭功高引來殺身禍　新四軍“肅反”仇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