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竹林七賢，頗能讓人聯想到玄音妙律，水墨丹青的中國文人生活圖景。但揭開這層面紗，回想七賢的故事，卻可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抹側影。
    
    竹林中人相聚百家巖，終日在竹林中飲酒清談，全是些高山流水，玄虛的論道。其中有的是不得仕途，有的是厭世疾俗，各種心態不盡相同。他們的代表嵇康是個清高孤傲之士，也最有才華，最耿直，當然命運也最悲慘。
    
     極富浪漫色彩的“竹林七賢”華麗的表皮下卻讓人直接感受到文人間酸腐相嫉的丑態。山濤明知才學在己之上的嵇康不愿為官，卻要舉薦他做自己的下位官職，最終導致嵇康受鐘會構陷，年僅40歲就被司馬昭殺害，使得那曲《廣陵散》成了千古絕唱。同是文人的鐘會只因數訪嵇康而受到冷遇，便狠狠地留下一句“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伏下因妒而起的殺心。
     
    七賢中比較老成的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當他看到曹爽與司馬懿明爭暗斗的險惡政局，在政見上本是傾向于曹魏的阮籍，卻采取了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終日或登山臨水，或酣醉不醒。迫于司馬政權的淫威，阮籍甚至還接受過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后做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官位。在司馬昭欲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時，阮籍的對策是，狂飲大醉60日，使司馬昭沒有開口的機會，只得作罷，此足以見阮籍的處世態度。
   
    有意思的是，山濤一生為官清廉，活了七十多歲，可謂壽終正寢；阮籍韌而不剛，最后亦得終其天年。從某種角度說，山濤、阮籍的一生似乎更有意義。同樣在七賢中才學較淺的阮咸、王戎，都十分技巧，積極入仕，為官一生，也做了一些事情。其他幾個只要是剛正不阿，清高自潔的，都沒得好死。
   
    以上種種，使得慣用好人壞人來劃界線的現代文化習慣，不知道如何評價是好，折中的結論是———即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如此折中下去，知識分子該何去何從呢？
   
    這里有個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病灶———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缺乏擔當。頗具竹林性格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點，其實就是一個逃避。表面上看是清高不俗，其實就是不愿承擔社會責任。
   
    他們要么遁入山林，縱酒放歌，隱藏真跡，成為所謂“隱士”，從而逃避現實；要么進入官場成為官府的鷹犬，捉文弄筆，趨炎附勢，隨波逐流。其實這兩種都是逃避，前者叫“小隱隱于山”，后者叫“大隱隱于朝”。
     
    即便是死，都是一種逃避，知識分子憤世嫉俗，不堪迫害，投河的、跳江的、上吊的，俯拾即是�？蓱z那個南唐后主李煜，原是知識分子和權勢的統一體，一旦做了亡國之君，那副可憐相，實在難受。為君的時候沒有擔當，整日吟詞做賦，聲色犬馬。一但做了亡國奴，老婆被人淫了，也只有飲酒大哭。單看他的《虞美人》、《相見歡》那是何等的華美，但看看這個現實中的李煜，又是何等的可悲。
    
    從孔儒一脈相傳下來的中國主流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論證人與自然的妥協與融合。這自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它是《論語》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博大與多元，他是“和而不同”的寬容與容忍。
     
    但是，“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在人類自給能力還十分低下，人們必須不斷向自然拼求的那個時代，“和”從何來？這種文化的早熟必然與現實社會發生激烈的碰撞。碰撞的后果，自然是有“玉碎”的，有“瓦全”的，總之就是不得“玉全”，不逃又能怎樣？歷代文人騷客，因不同的處世態度而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命運，又何止這“竹林七賢”？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被從官、商、工、農、兵中人為地劃分出來，成為一個十分尷尬的階層。他們很被關注，但從來沒有在歷史上作為一種勢力，獨立地發出聲音，發揮作用。他們像是華麗的瓷器———中看不中用。
   
    究其原因，就是知識分子所承載的文化是早熟的，與其服務的現實社會齟齬相左，不能同步。關于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中國文化要義》之“文化早熟后之中國”有論:“中國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所有中國文化之許多特征，其實不外一‘文化早熟’之總特征”。
    
    梁先生還進一步說:“所謂學術思想與社會經濟有隔絕之鮮相助之益者，例如兩漢經學，魏晉清談，宋明理學，以及后來之考據、詞章，哪一樣不如此？”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經濟的隔絕，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識分子與現行社會的巨大矛盾和沖突。
    
    在眾多的社會變革中，知識分子總是被社會排擠在外，從來沒有作為一種勢力登上歷史舞臺。不論他們身居廟堂還是蟄伏民間，只要是被貼上“知識分子”或“文人”的標簽，差不多就是中性的，甚至還有貶義的歸類。
   
    極端的說法干脆就把文人喻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軟體動物。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背負著這個惡名，艱難求存，愣愣然不知所從，倒是像極了他們的祖師孔圣:“累累若喪家之犬”，此即中國知識分子無擔當之濫觴。他們從來就被排斥在體制外，不敢擔當，不能擔當，也無所擔當。
   
    幾千年的王權專制社會結束后，首先迎來的是五四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戴季陶、章士釗……不勝枚舉的五四知識分子，不論他們是提倡新文化的還是復古的，是尊孔的還是崇洋的。
   
    有一點是個突破，他們或為文或為官，或言論或實務，卻都積極地沖上了歷史的舞臺。雖然亦有許多齷齪，然而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健康人格卻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但它卻是一現的曇花。
      
    斗轉星移，中國傳統文化被帶到了經濟飛速發展，物質財富較為豐富的當代世界。
     
    漸漸地，人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將不再是貧困與饑餓，而是民族、宗教等所謂“文化問題”。中國文化還將與現實“齟齬相左”下去嗎？
   
    歷史是公平的，但歷史也不會總給我們機會，中國知識分子來到了這個時代，除了冷漠、怯懦、自私和貪婪之外，已經沒有什么理由再逃避了。中國文化的崛起，要靠知識分子的擔當。（原標題：竹林七賢中看不中用 文人是華麗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