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對此境界有類似的表述:“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凈本心,使六識出六門,于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般若品第二)《壇經》所言無念,有兩重含義,一個是體,一個是用。從體而言,無念法門意味著心無染著,不執著于任何存在;從用而言,無念心體又能夠揮運自在而不凝滯。
禪宗所悟入的無念三昧,當然比蘇軾所提及的尚意書法之境更為高妙透徹,但兩者之間仍存在明顯的相似性。其一就心體境界而言,兩者都強調無心的重要性,必須達到心無染著的地步方可算作無念或者無意。其次,這種無意或者無念的境界本身并非昏沉散亂,而具備無可比擬的創造性。只不過禪宗達至無念境界的方式是參禪,而書家達至無意境界的方式往往是喝酒。很坦誠地承認自己仍然以酒助書:“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這段話東坡居士說對了一半,王羲之的創作的確比較穩定在一個很高的水準,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他的創作狀態沒有麻醉劑的影響。因此蘇軾本人好酒后書寫,也并沒有違背王羲之所代表的傳統創作模式。他自稱“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為不及。”“仆醉后,乘興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可惜他并沒有草書作品流傳下來,因此無法斷定他的自我判斷是否恰切。但從中足可以看出蘇軾的創作態度,仍然貫徹了他無心為佳的尚意理念。史上記載有蘇軾和米芾的醉書軼事:
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佑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幕,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第一段出自黃庭堅敘述,側重于描述蘇軾醉后創作的隨意性,頗類似唐人詩歌中對張旭等人的描述。黃庭堅自述其書藝進展的過程道:“元符三年二月己酉,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鰲山悟道書也。”
當然,借助酒精的熏陶畢竟是權巧方便,真正構成書法之妙的在于他們長年對書法藝術的參悟,如黃山谷晚年言:“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圣之聲譽滿江西。來求法于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納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嘆其工,舞罷則雙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由此可見,書寫過程中的無心之境也必須經過長年磨練,才能達至無一事橫于胸中從而不計工拙的地步。米芾晚年也曾自詡“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無刻意造作,固然在莊子中已經有明確的闡釋,但是宋人對此的感悟,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禪宗。尤其是六祖一脈倡導的無念、不作意,對尚意諸家影響頗深。其實如果我們放寬視野,會發現不僅宋代,其實整個古典書法時期都注重無意之中的創作勝過刻意的篇章謀劃,不過宋人深受禪宗無念之影響而對此詳加闡發而已。后世如傅山也主張,無念境界勝過有意布置:“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拙。正極奇生,歸于大巧若拙已矣。不信時,但于落筆時先萌一意,我要使此字為如何一勢,及成字后與意之結構全乖,亦可以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手熟為能,邇言道破。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年后無意合拍,遂能大家。”
三、無住:書法規則及其突破
正是因為真正的書法創作強調無意乃佳,所以古典書法作品往往面貌各異。不僅各個時代不同,其實每個書家也各有千秋,甚至同一書家的不同作品,同一作品的不同位置,其造型都不雷同。這種不為規則所局限的能力,我們借用禪宗的術語,可以稱之為“無住”。無住也是三昧之一,住此三昧時能觀見諸法念念無常無有住時。同時在《維摩詰經》中提出“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的觀點,由此中土佛學多將無住理解為空性的另外一種表達。《壇經》中對無住之說更加重視:“無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間善惡好丑,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并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系縛。于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它將抽象的無住,闡發為具體翔實的心性涵養途徑,認為人如果能擺脫對于所有觀念的執著,便能達到終極的解脫。
禪宗的這種觀點滲透到東方的技藝之中,心體無住的目的便不是終極解脫,而是達到技藝的高端境界。歷代對于心體無住在技藝中作用的闡發,無過于澤庵禪師的《不動智神妙錄》:“無明者,晦暗不明,智慧為闇所述。住地者,遲滯之境。佛法修行分五十二階位,若于任一階位,心為塵所滯,即稱住地。住,止之意;止,心為塵所取。就兵法而言,于眼劍來之剎那,若心有以劍攻防之意,則心為彼劍所滯,身心失念,即被斬殺,此稱心有所住。若眼觀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