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1945年2月生，河南省唐河縣人。經濟學碩士，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指導老師、國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指導老師。

鄭新立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國家信息中心、國家計委工作，曾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9年3月起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長期從事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參加了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還有十七大報告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的決定》等六個重要文件。主要論著有：《論抑制通脹和擴大內需》、《論新經濟增長點》、《論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21世紀初的中國經濟》、《發展計劃學》、《經濟體制六大改革》、《鄭新立經濟文選》等。

1987年年底，鄭新立從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配到國家計委工作，先到國家計委下屬的國家信息中心干了兩年，1989年12月，到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兼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直到2000年6月調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屈指算來，鄭新立在國家計委整整度過了13個春秋，而這13年正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為激蕩起伏的年代。

鄭新立十分幸運地見證了這一歷史過程。

國家計委是國務院的一個綜合性經濟部門，研究的都是國民經濟運行中一些重大、緊迫的問題。政策研究室在國家計委又是一個綜合部門，其職能就是要把國家計委各個部門對重大問題的意見歸納起來，形成國家計委上報國務院的報告和對國務院下級部門的一些文件。

鄭新立就是這些報告和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在國家計委工作的13年間，鄭新立前后經歷了三任計委主任——鄒家華、陳錦華、曾培炎。他的主要職責就是起草文件，用他自己的話說，即“給計委主任寫講話稿和計委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一五”計劃的文件起草。

“這13年，我在認識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規律、一些重大矛盾應當怎樣分析和處理上，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鄭新立說。

俗話講：“計委辦公會上研究的問題都是國民經濟中焦頭爛額的問題。”不是很急的問題拿不到計委辦公會上研究。鄭新立在三位國家計委主任身邊工作的13年，究竟解決了怎樣“焦頭爛額的問題”？

鄒家華時期（1989．12—1993．03）：下放權限

在國家信息中心工作兩年后，1989年年底，鄭新立調到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此時，鄒家華接任國家計委主任一職。鄒家華掌舵計委的3年多時間里，核心的改革就是“下放權力”，重塑計劃體系。

“鄒家華任副總理兼計委主任時期，改革的幅度最大。”

鄭新立回憶說：“那時的下放是真正的下放。在這之前，所有的擴大再生產都是由國家計委來管的，包括地方政府都沒有投資權限，甚至工廠里蓋個廁所也要報上來批，機器設備的更新、車間的改造也需要報國家來審批。至于大的項目更是要國家來批，權力是高度集中的。”

從鄒家華開始，一批批、不斷地下放行政審批權限。最初是下放投資總額較小的項目，從幾千萬元以下下放到省級審批，后來提高到幾億元以下，最后放權放到由國家審批的項目集中到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大的基礎設施和骨干項目上，其余項目的審批基本都下放到省和計劃單列市。

鄭新立說：“下放投資權限對調動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調動企業投資的積極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過去重要物資如鋼材、煤炭等也是由國家統一分配，上世紀90年代開始也逐步地減少國家統一分配、計劃管理的物資的數量。鄒家華主持國家計委工作時期，只留下少量發電的煤炭、石油等重要資源由國家來分配，其他重要的物資如鋼鐵等，基本上全都交給了市場。”

“新的計劃體系包括中長期規劃、年度宏觀調控目標以及專項規劃相結合的計劃體系，這樣我國計劃體系逐漸完整了。”

這一時期的市場化改革還有一項，就是價格改革。此前，我國推行了價格雙軌制。發軔于1979年的工業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開始了市場定價的改革探索。1981年，國務院批準對超過基數生產的原油，按國際市場價格出口。1983年，批準對石油、煤炭超產部分實行加價出售，1984年擴大到絕大多數工業生產資料。1988年，對主要工業生產資料規定了最高限價。雙軌制包括國家定價和市場調節價，是中國特色的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價格管理制度，這一實驗性改革促成了最終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體制基本脈絡，其后，價格改革指向由雙軌制走向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這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講，是最核心的一個改革。一直到后來我們價格放開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做到90％以上的商品價格都是由市場來決定的。”鄭新立說。

價格改革，恰逢其時。鄭新立回憶說，“1993年，中央召開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貫徹落實中，小平同志提出‘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有市場，計劃和市場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小平同志還講：‘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都要用。’在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國家整個改革的大的氛圍形成了。十四大做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之后，緊接著召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當時我參加了《決定》的起草工作。（注：當時的工作班子里只有鄭新立和張卓元連續參與了三個最重要的改革文件即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相關文件的起草工作。）十四屆三中全會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基本確立下來，在此框架指引下我們進行改革，下放計劃權限和投資權限就是改革的主要內容。”

鄭新立這樣評價這一時期的“放權”改革：“應當說在鄒家華任副總理兼計委主任時期，改革的幅度最大。”

期間，國家成立了六大投資公司——能源、交通、農業、林業、電力（火電、水電）、原材料（鋼鐵、化工），代行國家計委的投資責任。后來又合并成一個投資公司，就是現在的國家投資公司。

1994年3月，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是直屬國務院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成立開發銀行的第一個改革草案是我在第一任國開行行長姚振炎的指導下起草的。”鄭新立介紹，國投公司和國開行的成立把過去完全由政府撥款、政府審批項目的投資體制轉變為由市場決定的投資體制。國家的一些重大建設項目，如電力、煤炭都由國家投資公司來承擔。

“下放投資管理權限對于增強市場活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現在，我們的一些審批項目還在進一步下放，但是真正的大批下放是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之后。”鄭新立說。

在當時，下放投資管理權限可看做是對計劃體制的改革，即改革原來的以直接計劃為主的體制，建立新型的計劃體系，包括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這是一個重大變化。鄭新立說，新的計劃體系包括建立中長期規劃、年度宏觀調控目標，后來到曾培炎時期又增加了一個專項規劃，形成了一個中長期規劃、年度宏觀調控目標（年度計劃）以及專項規劃相結合的計劃體系，這樣我國計劃體系逐漸完整了。中長期規劃提出重大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五年搞一次，五年規劃同時展望十年；年度計劃就是確定八大調控指標，包括經濟增長速度、投資規模、財政收支、信貸總額、物價、就業、進出口和國際收支。這八大調控指標有些是互相矛盾的，通過綜合平衡，確定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最終形成共識。然后經過全國人大討論、批準，由計劃、財稅、金融等職能部門圍繞這八大調控目標來進行調控。這樣，各個方面的調控杠桿形成了合力。以往，計劃規定是鋼產量多少、糧食產量多少、汽車產量多少，這樣一改，就由過去指令性、數量性的計劃變成宏觀調控的計劃。這使我們國家的計劃能夠有序地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成市場經濟體制。

毫無疑問，改革將觸動一部分人的權利，特別是對于國家計委這個“大拿”，擁權自重的政府官員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鄭新立沒有回避這個棘手的提問：“我參與了這個改革的過程。每次下放權限的時候，應當說，大家并沒有因為失去權力而感到失落，普遍認為是大勢所趨。我覺得國家計委的這些干部，包括一些參加工作就在計委、工作了幾十年的干部，總體上來講，都是識大局、能夠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認為這種改革是勢在必行，沒有說削弱到我的權力了，就進行權力博弈。大家確實感到這么多項目集中到計委來批力不從心、也干不好，把它放下去更好。”

“我們更多的是吸取了國外的經驗，80年代學日本，90年代學德國、美國，另外還有一些小國家發展得也很好。”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們剛剛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與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甚至可以說，我們剛剛下水，剛剛開始“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的過河工具是什么？路徑選擇又是怎樣？抵御狂風惡浪的辦法在哪里？一切未知。

“在這一期間，我們更多的是吸取了國外的經驗。”鄭新立說，上世紀80年代比較多的是吸收了日本的一些經驗，向他們學習“收入倍增計劃”、“銀行窗口指導”、“財政投融資”等，學了很多東西。上世紀90年代以后，學習德國的東西比較多，國家計委跟德國經濟部每年有定期的交流。我們得知，德國央行獨立于政府，行長由議會決定，央行對物價的穩定即幣值穩定負責；德國的財政收支、轉移支付有規范的法規法則，等等。從日本和德國學了很多東西，后來從美國也學了一些宏觀調控的經驗。當時我們感到的就是：哪個國家好，我們就學，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兼收并蓄。因為我們一開始幾十年搞計劃經濟，有些制度沒有，我們就到全世界去找，聽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專家介紹哪個國家好，我們馬上就去認認真真地考察、當學生。學習好以后，回來結合中國的實際制定我們自己的管理體制和改革方案。

鄭新立介紹，當時，不光是借鑒日本、德國和美國的一些宏觀管理的經驗，包括一些小國也有一些非常獨到的地方，我們也需要向人家學習。比如韓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同我們國家發展水平差不多，后來卻發展很快，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我們去看了以后感到很震撼。韓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從輕紡工業開始發展，后來是鋼鐵工業，再后來是機械工業。他們向日本學習，搞了《鋼鐵法》、《機械法》。韓國的企劃院專職做發展規劃，韓國經濟基本上是按照多個五年計劃的要求發展起來的。

再如荷蘭，農業搞得很好；芬蘭，那么小的一個國家有200多種產品技術在世界上領先；愛爾蘭，屬于歐洲的第三世界，到上世紀70年代它還是一個以農牧業為主的國家，后來實現跨越式發展，主要發展了兩大產業——軟件和生物制藥，由農牧業為主的國家一下子進入到以軟件和生物制藥為主的高技術國家，人均GDP達到3萬多歐元，在歐洲躍居前列。

我們提出跨越式發展戰略，實際上是受他們的啟發。當年，我們提出跨越式發展，好多人不贊成。愛爾蘭的訣竅就是通過辦開發園區，吸引美國等國家的大企業到它那兒去投資。愛爾蘭的香農開發園區是全世界第一個高技術開發區，辦了五六十年了，發展穩定，非常好，我們搞園區建設，正是借鑒了他們的經驗。

建立新的體制沒有法律支撐不行。鄭新立特別談到，當時搞《招標投標法》，他是起草組組長，由他帶隊的起草小組跑遍了發達國家，英國的法律制度比較完善，就去向英國學習。政府和人大都很支持。

“向國外學習，把人家好的東西借鑒過來，加快我們的發展。大家的認識都比較一致，所以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在這幾年頻頻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