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中原大地長期是政治角逐、政權更迭、政體演變“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的大舞臺，發生了難以數計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積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形成了非常豐富的政治文化。黃帝是公認的先祖，開創了初始的政權制度，建立了國家治理的雛形。從堯、舜、禹的禪讓制到夏、商、周的世襲制，完成了部落聯盟向奴隸制國家的轉變。之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紛爭、交往與聯盟等政治行為，不斷地推動政體的發展，開啟了封建社會的先河，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封建制度。從夏朝到宋代３０００多年間，河南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建都或遷都于此，幾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巔峰與輝煌。中國八大古都，河南就有開封、洛陽、安陽、鄭州四個。中國自古“逐鹿中原”、“問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來。    

鄭州商代都城遺址

周公營造洛邑故址

龍亭

殷墟

　靈寶黃帝鑄鼎塬

　　從夏朝到宋代３０００多年間，河南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建都或遷都于此，幾度形成政治文明的顛峰與輝煌。中國八大古都半數在河南。

　　關于政治文化

　　就政治文化的概念而言，學術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就其內容來說，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三個層次：政治理想、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歷史上在中原地區發生了難以數計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積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政治文化。作為政治文化核心的政治理想，中原先哲老子墨子等的政治思想學說和在中原地區形成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影響深遠；在政治理念方面，眾多中原政治家如子產、商鞅、李斯等的政治主張交相輝映；在政治制度等方面，中國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形態及其完備是在中原，封建社會制度的完備，大體上也是在中原。

　　從“天下之中”演繹出的政治文化

　　《尚書·禹貢》序列九州，豫州獨居中央。在這方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的先民，最早從蠻荒時代走來，跨入文明時代的門檻。從此，中原地區長期雄踞中國政治舞臺中心，從這里演繹出的政治理想、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是絢麗多彩的政治文化的見證。

　　河南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許順湛：中原政治文化的源頭可上溯到黃帝。黃帝通過長期與其他部落的戰爭，統一天下，定都有熊（今河南新鄭市），建立了以遠古中原地區為中心的聯盟制國家。黃帝所創建的國家機構組織情況，史書多有記載。黃帝設官分職管理人們的生產生活，建軍隊和監獄，來保衛國家和安定社會，還制定一些禮儀制度，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黃帝建立的制度，雖然還不完善，但已經具備了國家的雛形。華夏文化的根可追溯到黃帝，中原政治文化也可追溯到黃帝時期。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玉潔：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夏、商、周三代皆在中原地區建立過國都，創立的各種制度對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夏代從禪讓制轉向的世襲制成為后來的基本制度。商代形成了較完備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刑罰制度，五刑俱全，故后代有“刑名從商”之說。周王朝在周公東征后，營建東都雒邑（今洛陽），政治重心東移，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使自夏朝開始實行的奴隸制度得到了完善。

　　春秋時期的中原政治制度的發展仍處于天下之前列。當時的變法運動也是從中原開始，并以迅猛之勢風靡天下。如魏文侯任用李悝進行變法，后從魏傳到楚；由衛國商鞅傳到秦，在秦國變法，并取得極大的成功。

　　進入封建社會以后，秦至兩漢以降，封建制度日益完善。迄于北宋，進一步完善官僚機構，極力加強中央集權，封建社會的各種政治制度至此大體完備。以后雖有變化，但大體不出此基本框架。由此奠定了中國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礎。

　　從以上可以看出，作為政治文化重要內容的治理國家的政治制度主要在中原地區開始，并在中原大地進一步得到完備。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衛紹生：作為政治文化核心的政治理想，在中原先哲的思想學說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老子“無為而治”、“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墨子“兼相愛”、“交相利”和“尚賢”、“尚同”的政治理想，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思想學說。在中原地區形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則成為古代社會許多志士仁人不懈的政治追求。

　　在政治理念方面，自春秋時期鄭國相子產以后，中原許多政治家都提出了獨具個性的行政施政思想。子產的“寬猛相濟”，申不害的“明君使臣并進輻輳”，商鞅的嚴刑峻法，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李斯“隆禮”、“重法”的政治主張，等等，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政治文化豐富多彩、搖曳多姿，不僅表現在中原哲人、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許多遠見卓識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也不僅表現在許多帝王建都于此，許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出生或活動于此，許多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政治事件發生于此，而且更因為一些對中國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政治制度，或者是由中原政治家首先提出，或者首先在中原大地上實施。例如：出身中原的秦朝丞相李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提出并實行的郡縣制，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最為基本的地方政權建制。秦始皇在他的建議下強力推行的統一文字，加速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再如，曹魏時期，出身中原大族的陳群，向魏文帝曹丕建議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影響所及整個魏晉南北朝。還有我們熟知的科舉制度，由隋文帝開皇七年（５８７年）開科舉，到隋煬帝遷居東都洛陽作為基本制度正式確立，直到１９０５年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在開封結束，時間長達１３００年，成為古代選官的根本制度。

　　華夏政治文明的核心

　　透過政治斗爭的硝煙，撥開歷史的層層迷霧，我們不難發現，中原政治文化具有政治中心文化的特質，構成中華政治文明的源頭和核心，并不斷地向廣袤的時空延伸，影響著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進程。

　　《尋根》雜志常務副社長鄭強勝：中原政治文化有三大明顯特征。

　　一是中原政治文化具有源頭性。華夏文明的起源主要在中原，中國政治文化的源頭也在中原。可以說，一部河南政治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政治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原在中國政治上所占的位置非其他地方所能及，“得中原者得天下”成為政治家們追尋的夢想。翻開中國歷史的浩瀚篇章，早在遠古時代，三皇五帝就在這里開疆列土，建立了影響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的典章制度。特別是夏商周以后，中原地區更成為政治博弈的主要地區，并由此誕生了許多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流派、政治人物，河圖洛書、周易八卦、老莊道家的政治思想、墨子“非攻”的和平理想、鬼谷子的軍事思想、商鞅的變法圖新思想等，都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源頭和起點。

　　二是中原政治文化具有國都文化特征，我們稱之為政治中心文化，也可以稱之為官文化。過去人們在談到中原政治文化的優勢時，很少談及國都文化，我認為中原政治文化的獨特性就是它的政治中心優勢，這種優勢造就了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諸多文化，可以說從漢唐盛世一直到北宋，圍繞著洛陽、開封這兩大政治中心，衍生出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重大事件，如“天人感應”理論，為大一統封建統治提供了理論支撐點；五代官方雕版印刷儒家經典，昭示著從此以后官方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更加嚴格和成熟；尤其是北宋時期理學的誕生，不僅僅是中國思想界的一次大的震蕩，而且更是中古以后封建政治統治思想的一次更新。諸如此類，曾經發生在中原地區的這些重大的政治、文化現象，并不是孤立產生和偶然迸發，它是歷代國都政治的巨大影響下產生的。

　　三是融合性與輻射性。在國都政治文化的影響和滲透下，衍生出更多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思潮，如國都政治文明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治進程的影響、中原先進的政治文明對移民地區政治的影響、先進的中原政治文化對外來民族的影響以及對世界政治進程的影響，都能從這里找到歷史的印痕。從南北朝到五代，凡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無一例外地都被融合在漢文化的熔爐里；那些與中原封建王朝抗衡的少數民族政權，也無一例外地效仿、引進、吸納中原的政治文明，加速本民族政權向中原政權的向心和凝聚，誠如夏、遼、金；深受中原先進文明洗禮的河洛先民們，在向南方移民的過程中，帶去的不僅僅是先進的生產力，更帶去了先進的政治文明，促進了該地區的政治進程，如中原幾次向南方大的移民，特別是閩臺客家的形成，深受影響；作為國都政治文明，向外輻射的能力超乎尋常，通過絲綢之路，中原先進的政治文明跨出國門，影響西方世界；通過朝貢和留學生，中原政治文明到達朝鮮、日本，加速了東亞儒家政治文化圈的形成。

　　鄭州大學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王保國：長期政治中心地位，使得中原政治文化始終處于中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其影響早已超出了地域文化的范疇。在中國歷史上，從夏商到兩宋，歷朝都城盡管頻繁變更，但位置基本上都在中原或中原周圍，形成了幾個集中的古都群：豫中古都群、豫西古都群、豫東古都群。八大古都中的洛陽、開封、安陽、鄭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都城所在地自然是政治人物聚集的地方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中原定都的兩千余年里，共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在這里掌控著諾大帝國的政治運作。其中優秀的政治領袖，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漢代盛世在他統治時期得以重現，歷史上稱他統治的時期為“光武中興”。又如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期間，基本上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局面，又改革軍事、政治、財政、科舉等制度，極大地推動了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衛紹生：中原政治文化在中華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始終處于得風氣之先和引領風騷的地位。黃帝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禮記·禮運》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封建社會許多政治家和志士仁人孜孜追求的政治理想；傳說中的堯舜時代，成為孔、孟等先秦諸子高度贊美的政治清明時代。這一時代出現的禪讓制，成為賢君明主自覺遵守的不成文的政治制度，堯和舜一次次禪讓大位的傳說，曾經令莊子、司馬遷等大賢碩儒為之揮灑筆墨，不吝贊美之詞；李斯提出的廢分封、立郡縣的政治主張，確立了政權的三級建制，對中外政治文化的影響至今可見；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則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選官制度，前者影響中國的選官制度三百余年，后者則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明顯的時代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曾經是引領風騷的政治理想，是具有非凡膽識的政治見解，是合乎當時時代需求的政治制度。它們不僅有力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而且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面對政治文化的沉思

　　豐富多彩的中原政治文化，是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筆寶貴的文化資源。那么，當我們徜徉于四大古都之間，流連在故國遺跡之內，拂去千年的塵埃，回眸久去的政治風云之際，我們應怎樣去承繼這筆政治文化遺產？

　　河南省委黨校教授楊翰卿：中原政治文化，是一筆得天獨厚的政治文化資源，我們應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合理部分，從而構成新型中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我認為，至少以下三點對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一是和諧治世、民為邦本的為政理念。歷史上中原政治文化中，飽含著和諧治世、民為邦本的為政理念。周易文化提出一陰一陽之道，追求自然、社會、人際、人與自然的全面和諧。墨家文化主張兼愛友善，“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道家文化向往與天、人相和的至德之世。儒家文化講求仁政、實政、為民之政，等等，充分體現著這樣的為政理念。

　　二是開放兼容、博采精論的善治實踐。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全國最先從野蠻進入文明社會的地區。從夏商至宋金三千多年間，河南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能夠長期如此，是善治政治的結果。這種善治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尚賢”，即廣泛地招納任用各方面賢才良能為國理政。“尚賢”所體現的是一種開放包容、從善而治的精神，而不是自我的、封閉的。“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河南的古都名城、衙署古跡等，似乎就是對這種善治政治的歷史記憶。

　　三是與時偕行、事異備變的創新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時變法”，“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等等許多政治、倫理觀念，透射出來的就是這種精神。子產改革、申不害李悝商鞅變法、光武中興、魏孝文帝改制、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等，這些大都發生在中原地區的變法改革或中興實政，也是這種與時偕行、事異備變創新精神的寫照，具有這種精神的政治文化及其實踐，起著推動歷史進步的積極作用。

　　王保國：活躍在中原政治舞臺上的政治家們，他們留下的政治經驗與政治智慧也是我們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群集中原的政治家更是不勝枚舉，如子產、商鞅、西門豹、李斯、張良、賈誼、晁錯、姚崇、韓愈、趙普、王安石、司馬光、寇準、包拯等等。他們中有的出生在今天的河南，我們固然應該給予特別的關注，如商鞅，由他領導的秦國的變法運動從根本上奴隸制度，為秦國最終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有的并不出生在河南，但他們的政治生涯甚至他們的一生都在河南，他們為中原文化的發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是中原文化值得大書特書的，如包拯，他的故事家喻戶曉，歷久不衰，成為中華政治文化的寶貴財富。

　　河南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程有為：中原政治文化內容十分廣泛，我們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深入挖掘，合理利用。中原地區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軍事家角逐的主要戰場，也是政治家施行政治教化的首善之區。前人許多有益的政治經驗可以總結，也有不少失敗教訓可以引為鑒戒。這需要我們深入發掘，批判繼承。前人的政治活動也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遺跡，這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這里也有一個如何保護和利用的問題。

　　涌現出的眾多思想家，他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張，都是寶貴的思想政治財富。如先秦時期的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李斯、韓非，縱橫家的代表人物蘇秦、張儀，漢代的賈誼、晁錯、桑弘羊；宋代的程顥、程頤、邵雍等。這些思想家除了闡述自己的哲學思想外，也闡述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甚至開展不同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張之間爭鳴和辯論。

　　一些政治人物優秀的政治品格，也對后世有巨大影響。如岳飛的“精忠報國”高尚情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崇高精神，也都是寶貴的文化財富，值得人們深入研究。

　　■鄭州作為商代早期的都城，至今已有３６００年歷史。

    ■洛陽素稱“九朝古都”，建都史長達１５００年，是中國建都歷史最長的古都。

　  ■開封先后有七個朝代在此建都，故有“七朝古都”之稱。

　　■安陽中國歷史上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中國最早的古代都城，有“中華第一都”之稱。安陽是七朝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