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歸儒家

    《莊子》中的孔子，形象盡管看來正面。但對儒者來說，有些傷害可能一點也不亞于對孔子的公開指斥。幸好，能想象編故事的，不只是道家，儒者也識以“厄于陳蔡”為題做文章。恰好，這方面我們也有三個例子可圈點。

    第一例：

    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綏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言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孔子家語》卷五“困誓”第二十二）

    《孔子家語》的故事，主角也是孔子與子路。與《莊子·讓王》相比，對話的主題也相類。同樣在“絕糧七日”的情況下，子路對“孔子弦歌”是否合于禮的質疑。《讓王》中“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家語》中代之對樂的理解：“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前者關注的是，君子“窮亦樂，通亦樂”；后者則區分君子之樂，與小人之樂不一樣。合起來，面對困頓不僅可以樂，而且需要樂。略微觸及了禮樂運用的問題，但沒有過多的引伸。對話的結果，都是子路在孔子的鼓勵下，揮器而舞。所以說，在窮通不改其志，體驗生命的情調上，儒道有相通之處。孔子說：“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實質上，就是把艱難險阻，當成生命中磨煉道德意志的必要環節。故事的講述者，把孔子政治挫折，巧妙地轉化為孔門勵志的素材。所以它在《孔子家語》中歸入“困誓”的范疇。《家語》與《莊子·秋水》兩個故事相類，但前者簡約，很可能兩者素材來源一致，而《秋水》有所發揮。

    但是，面對困境的態度是一回事，而什么樣的信念才值得在困境中堅持，又是另一回事。《山木》中那個孔子受教而“逃于大澤”的設計，就是要告訴你，原有的理想是不值得以這種代價付出的。大概也是有見于其危害，儒家也安排對應的情節。

    第二例：

    孔子南適楚，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茍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

    雖然也是在同樣的背景下，由子路向夫子提問，但問題比以往深了一層。既非埋怨導致困境的決策，也非對孔子以憂為樂的不解，而是對精神信念的懷疑。即以夫子之“累德、積義、懷美”尚無好報，那堅持道德理想還有什么意義呢？由此而導出孔子關于材、人、時、命的區分：“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孔子告訴弟子，一個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業，并不是品德、學識、努力就能見效的。具備這些條件之外，要成功還需要“時”，即機會。而事實上，“不遇世者眾”，只能“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他重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這顯然是對儒家“為仁由己”的精神境界的描寫。它同《莊子·山木》中孔子教顏回的那種超然物外，無執著、無用心的自然主義態度，形成明顯的對比。這才是儒家的欣賞的人生態度。故事首先見諸《荀子·宥坐》，[5]此外，還為《韓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等文獻所緝錄，可見它為儒林所重視。

    第三例，是《史記·孔子世家》提供的孔子與弟子的另一幕表演：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史家司馬遷的記載，應該來自其所接受的其它文獻。事情同樣發生在“厄于陳蔡”的背景下。不過，這一次，前面提及的弟子子路、子貢與顏回，依次登埸，接受孔子同樣的提問：“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王肅對“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的注解是：“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孔子引此詩句，是自況其狼狽處境。他讓三弟對此表達真實的想法。與從戰國到秦漢間許多編寫孔子與由賜回三弟相處的故事一樣，孔門三杰，角色類型固定，與孔子談話的順序也固定，總是由賜回排隊，而且往往水平從低到高遞進，如《荀子·子道》中孔子分別問三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那則對話一樣。也許，這是受《論語》中《公冶長》與《先進》篇，孔子讓弟子言志，子路總是先說的影響。這次談話不是師弟一起，而是象面試一樣排著隊來。子路直率，認為是孔門踐道不夠，不被大眾理解，致有此境。子貢機靈，奉承孔子：您太偉大，天下容不下您。但在孔子看來，一個是信心不足，一個是志向不大，都不認可。只有顏回機靈，接過子貢的話頭，強調“不容然后見君子”，說得夫子心花怒放。讀這則對話，感覺不是孔子在面對危難時尋求理解與解脫，而是針對弟子不同特點，因材施教，上德育課。不過，它編得太工整。同時，三人分別入見孔子，而顏回竟然能接過子貢的話頭，容易令人對孔子產生泄露他人答案給顏回的懷疑。換言之，“厄于陳蔡”的故事，已經編成教科書的一章了。

    不滿足于《論語》的簡單說法，儒門也對“厄于陳蔡”興趣不減，這固然可能與道家斗法直接相關，但也同素材思想蘊含豐富相聯系。我們說，“厄于陳蔡”無功可立。同樣，與孔子的許多名句，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比，寬慰子路的兩句話，也難說是立言。但是，有個關鍵詞“君子”，是故事的靈魂。已經引述的六個故事中，除《莊子·山木》中孔子作隱士的講法外，其它五個故事，都重復“君子”這個字眼。在孔子時代，君子不是社會身份，即不是由位決定的；“君子不器”，這意味著它也不是某種具體能力的標志。君子是擁有美德的人格，而這種人格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修養出來的。同樣地位、同樣能力的人，取向不同而可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只是兩種人格在“窮”的條件下的不同表現而已。儒家對這些故事的構思，就是塑造孔子師徒的道德形象。不但孔子有做君子的自覺，孔門弟子也在乃師的教育下，提升各自的人格追求。故事的主題，不是立功、立言，而是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