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錢謙益注《杜甫詩集》以及馮至的《杜甫傳》，對杜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幾年前，我跟一個朋友在談到杜甫的時候，他說，杜甫好是好，但他特別反感杜甫的“腐朽的士大夫氣”。比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凄涼的境況描述得又好又真，但他老人家非要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樣“超我”的中心思想來。確實，我也承認這一點。杜甫在唐肅宗時期的工部當過一段時間的諫官，雖然不得志，而且還牽進一場政治風潮里去最終被罷了官，不過，這種“天下己任”的情懷倒確實是癡心不改的。這一情懷在當代，當然是要被理解為一種“愚”或“土”的。比之李白，后者的夸張超拔，是絕無這股朽氣的。李白可懶得管別人，他的詩歌幾乎鮮有關心別人的句子。就是有，最終落下來的點，仍在自己身上。比如《送汪倫》的首句：“李白乘舟將欲行”，就我讀過的詩來看，在詩中將作者的名字嵌入進去，并能夠將作者“我”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之間自由切換的，也就曠古絕今的李白了。

    所以說，和杜甫相比，一千年下來，李白更受歡迎。詩人們推崇自不必說，就是中小學生，大概也更喜歡李白。李白明快，杜甫沉郁；李白揮霍才情，杜甫工于章句；李白說“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杜甫卻說“艱難困苦煩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關于李杜二人的追求問題，我們習慣于將之描述為“出”和“入”的問題。如果說“出”和“入”是一種主觀能動性的話，李白的“出”可能是真的，但杜甫的“入”卻并非那么真實，或者說并非他的本愿。雖然在李白那里，杜甫只是眾多粉絲之一，不過縱觀杜甫的一生，他不斷懷念李白，持久地表達自己的對這位有過兩面之緣的詩歌明星的仰慕之心。杜甫何嘗沒有游俠和求仙的欲望？可是他做不到，他顧忌家族的名譽，熱愛自己的妻子，委身于窮困和流離之中。和現實生活的關系，對于杜甫來說，完全不是“入”的問題，而是，現實生活就是一片泥沼，他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一生困頓的境遇決定了杜甫的心境和詩歌傾向，他只能跋涉乃至匍匐在泥沼中走向衰老步入死亡。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詩人無論他的生活境遇如何，大多都會描述一些自己對現實之外的精神和美學追求，或純粹的描述山水田園以趨“自然”，或假借佛道以申其義。但杜甫幾乎從未寫過此類詩句。他像一個紀錄電影制作者那樣（他的詩歌充滿了電影畫面感），在顛沛流離的一生中使用詩歌忠實記錄他在這個悲慘的人間所見所聞所感，別無其他。其“詩史”的地位與此有關，但未必是他的自覺追求。

    我的理解是，杜甫是中國古代最誠實和本分的詩人。他無法回避自己所遭遇的世俗現實。這些世俗苦難淤塞了他的內心，如果無視這些人間的景象，他必將陷入對自己“不忠”的罪咎之中。他那些士大夫的酸腐氣，他對東方哲學佛道旨趣的全面“放棄”，既是誠實所致，也是其愈加沉郁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杜甫更像一個圣徒，他使用自身的苦難與人間的苦難產生共振，從而詮釋了上帝和佛祖早已描述再三的人世和人的真相。◎ 曹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