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彭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他出生在北平，但他的履歷中“籍貫”一欄填寫的總是“河南盧氏”。作為新中國一名武官，他一生心系祖國，在槍林彈雨中接受歷練，完成神圣的光榮使命；工作之余，他潛心創作，讓兒時的文學夢想開花結果，嘔心瀝血創作了十余部文學作品。如今，年過七旬的他仍心系國家的未來和家鄉的發展。

    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遲浩田，曾在給他的信中這樣寫道：“在武官任內，您經歷的復雜情況最多，獲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價也最高，這些都充分地體現和凝聚在您的作品里，對此，組織和群眾是不會忘記的。”

    他，就是祖籍河南盧氏，一生心系國家的傳奇武官曹彭齡。

    深秋的北京，寒意絲絲。聽說老家有人來訪，75歲的曹彭齡早早地等候在樓下。滿頭的白發，掩飾不住矍鑠的精氣神兒。見到了家鄉記者，曹彭齡格外親切，很快便打開話匣子，講述他傳奇的一生。

    顛沛流離，兒時生活艱辛

    1937年1月21日，曹彭齡出生在北平。父親曹靖華是出自河南盧氏的著名翻譯家、散文家、教育家。從小，父親就在他的籍貫一欄中填寫了“河南盧氏”，自此，盧氏便成為曹彭齡一生的牽掛。

    “將來無論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根。”這是父親對曹彭齡和姐姐曹蘇玲的諄諄教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大學等高校內遷，當時在北平大學等高校教書的曹靖華也隨之內遷。受此影響，還在襁褓中的曹彭齡跟隨父母、姐姐冒著生命危險，一路輾轉到了重慶。所以，自打記事起，曹彭齡便是重慶鄉下的“川娃兒”。

    他回憶說，當時由于父親拒絕擔任國民黨政府的公職，家里連買平價米的資格都沒有。雖然日子過得清貧，但父親一直勉勵他和姐姐：“現在還能供得起你們，就是將來失業生活沒有著落，我去抬滑竿，也要供你們讀書。但你們一定要努力學習，將來做個對國家有用的人。”這樣的思想從小便深深地埋在了曹彭齡的心底。

    那時，父親回家總會從城里帶一些圖書，有蘇聯漫畫、插圖什么的，成了曹彭齡和姐姐的最愛。父親還總講起蘇聯紅軍、中國八路軍抗擊德國法西斯和日本鬼子的故事。從父母那里，曹彭齡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包括如何與闖進家里的國民黨特務周旋。他小小年紀，便懂得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在共產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曹彭齡隨父母來到南京。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調兵包圍各解放區，積極準備內戰，加劇了“國統區”的白色恐怖。父親工作的中蘇文化協會，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重點監督、打壓的目標之一。那時特務活動頻頻，就連曹彭齡姐弟出門，身后也會有特務跟蹤，而且父親還常常接到恐嚇電話、恐嚇信。盡管如此，一家人仍對未來充滿信心。1948年8月，父親接到一個身陷敵特機關卻天良未泯的青年的信，告知他已被列入特務機關暗殺的黑名單，讓他“迅即遠走”。黨組織也指示父親盡快“相機撤離”，而此時父親卻接到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邀他去清華任教的聘書，他便只身去了北平。后來，他捎信讓母親帶著曹彭齡姐弟來到了北平。

    到清華園一兩周后，他們便聽到解放大軍的隆隆炮聲。清華大學所在的昌平、海淀、青龍橋一帶先期解放，全校師生無不歡天喜地，“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紅色的歌聲響徹整個校園。1949年1月21日，北京和平解放。

    祖國召喚，開始武官生涯

    “高考時，我原想報考地質學院，組織上卻建議我報考北京大學東語系。”曹彭齡說，這是由于當時國家計劃有組織地培養一批懂“小語種”的外語干部，以便加強同亞、非、拉國家的交往。當時曹彭齡對東語沒有興趣，因為父親和姐姐學的都是俄語，耳濡目染多了，他對俄語的興趣要比東語大得多。“但這是祖國的召喚，我要積極響應。”曹彭齡立即放棄原來的志愿，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

    1956年9月，曹彭齡到北大報到。按照父親的建議，他選擇了阿拉伯語專業。同年10月，由于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引發英、法、以入侵，曹彭齡用剛剛學會的阿拉伯語呼喊著“支持埃及”的口號，并參加了北京天安門前的集會和游行。

    “也是從那時起，決定了我一生與中東及阿拉伯國家的不解之緣。”曹彭齡說。

    1962年9月，曹彭齡被調入解放軍總參謀部，當了一名參謀。第二年11月，他被授予中尉軍銜。

    1964年7月，曹彭齡被調往中國駐敘利亞使館武官處擔任翻譯，開始了他傳奇的武官生涯。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這是曹彭齡在出國前，周恩來總理對外交人員的批示。從那時起，曹彭齡就懂得了外交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鮮花、美酒、紅地毯”，更何況他前往的中東，歷來是國際關注的“熱點”地區。當時，敘利亞外與以色列對陣，雙方為爭奪水源，三天兩頭在戈蘭高地炮戰不息；國內派系眾多，互相傾軋，是出了名的政變多發國家。

    “越是艱苦的環境，越能考驗士兵的忠誠與膽識。”抱著這樣的信念，曹彭齡在領導與同事的幫助下，通過刻苦努力，很快熟悉、適應了工作。

    1966年8月，曹彭齡回國休假時才知道，“文革”中父親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帽子，被糾斗、勞改，然而父親在寄給他的信中，對這些只字未提，只叮囑他一定要聽黨的話，努力做好工作。

    1967年6月6日，曹彭齡去西安出差時，從新聞廣播中得知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盡管當時父親的問題仍未解決，按照“造反派”的說法，曹彭齡是“黑幫子弟”，是“狗崽子”，但考慮到他回國后，武官處沒有懂阿拉伯語的干部，不論有無“資格”再去國外工作，作為一名軍人，應明確向組織表明自己的態度。于是，曹彭齡立即寫信表示：如工作需要，他隨時準備返回工作崗位。令曹彭齡感動的是，組織上同意了他的要求，讓他重返敘利亞。

    1972年夏季，父親的問題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終于順利解決，恢復了組織生活。曹彭齡立即報告所屬黨支部，于1973年12月加入了黨組織。

    1976年8月，曹彭齡被任命為駐敘利亞副武官，這是那一批新任命的副武官中年齡最輕、資歷最淺的一個。

    在第二次國外任職期間，曹彭齡深感要想更好地適應軍事外交工作，必須補充更新知識，于是回國后他向組織提出：希望有機會脫產學習。1981年3月至12月，根據組織安排，曹彭齡到解放軍參謀學院（現國防大學）高級速成系進修。10個月的集中學習，讓他獲得了必要的軍事知識，為以后的軍事外交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