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發前的體檢中，曹彭齡被確診患上了癌癥。這突如其來的消息讓鋼鐵般堅強的戰士曹彭齡頓感意外。“我不甘心，這才剛剛退了下來，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等著我去做呢，我不能就這樣倒下。”于是他決心配合醫生，積極治療，戰勝癌癥。盡管發現癌癥時已是中期，但手術做得很成功，他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和堅強的意志最終戰勝了病魔。

    撰文出書，文壇初展才華

    作為一名外交人員，曹彭齡兢兢業業作出了驕人的成績。然而，他從小在心底埋下的文學夢想并沒有因為忙碌而擱下。“我覺得寫作和工作是并行不悖的，關鍵是要很好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曹彭齡說，“正如父親要求的‘要在質與量上超額完成任務，行有余力再及于所好——寫作。’”

    受到父親的影響，曹彭齡自幼就喜愛文學。

    “從小學到中學，我的每一篇作文幾乎都被作為范文，受到老師表揚。”曹彭齡回憶說，他的文學愛好完全得益于父親的教導。小時候，父親總教他把一個個單獨的字串聯成詞。每次看到美麗的景色，父親都會特意說出幾個詞，讓他連串成句。時間久了，課堂上的造句對他來說就是“小兒科”。

    1947年，10歲的曹彭齡寫了一篇名為《夜游玄武湖》的習作，發表在《中央日報·兒童周刊》上，那算是他的處女作了。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曹彭齡參加文學社團“紅樓文學社”，并開始在校內外報刊發表詩文。1974年，在南京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工作期間，曹彭齡與鐵道兵葉曉山合作出版詩集《戰歌嘹亮》。1983年7月，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改革開放后，報刊上充斥著看不懂的詩歌，且越來越西方化，曹彭齡不愿跟風，也不愿走原來的老路子，遂聽從父親的建議，將筆鋒由詩歌轉向散文。由于曹彭齡工作的中東地區戰事不斷，父親很早就建議他在心有余力的時候，收集一些當地的民情寫一本書，讓大家多一些了解。曹彭齡也認為有責任、有義務將自己在國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出來，介紹給國內讀者。于是，他和愛人在工作之余，陸續創作出版了《西亞風情》《異域走馬》《黎巴嫩散記》《重返巴格達》《不盡天涯路》《受命打開“地獄之門”的人》《埃及漫步》等散文集。

    談到寫作的體會，曹彭齡認為，要有“東西”才能寫好。但怎么才能有“東西”，那就必須深入生活，了解方方面面。近幾年，曹彭齡與愛人盧章誼一起出版了散文集《走進迦南地》《歲月流痕》及傳記《伏牛山的兒子——曹靖華傳》等。

    在曹彭齡名為“不由天”的書房里，擺滿了各類書籍，包括很多珍貴的資料。一封封父親寫給他的信件，一本本上世紀80年代寫成的日記顯得彌足珍貴。“信件里有父親的指導，日記是曾經的記錄，寫文章離不開這些積累。”

    曹彭齡特意拿出一封父親的家信給記者看，只見泛黃的紙張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連角落也沒有放過。信的背面是1979年4月21日。

    “父親一向節儉。”曹彭齡補充說。

    教澤碑文，割舍不斷故鄉

    “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給我講家鄉盧氏的故事，講魯迅給爺爺寫‘教澤碑’的故事。”說起故鄉，曹彭齡侃侃而談。

    1981年6月，父親到西安開一個有關外國文學的會議，當返回路過盧氏的時候，父親說他想回家看看。當時家人既想滿足老人的心愿，又擔心他年齡大，經不起勞頓。當時，曹彭齡正在38軍代職，不方便請假，只好由姐姐陪著父親，在洛陽地委和朋友的幫助下，父親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家鄉。

    “這也是父親最后一次回老家盧氏。”曹彭齡說，從盧氏回到北京后，父親拿出一疊照片，指著家鄉的老屋、院落還有磨盤，耐心地給曹彭齡講述著老家的故事。當然，講得最為詳細的還是“教澤碑”的故事。

    爺爺曹植甫是一位有著60多年教齡的山村教師，年輕時中過秀才。在舊中國，他不求仕途顯達，卻矢志于山村教育，用自己的知識培養出一批對國家有益的青年。他學識淵博，為人寬厚，深受學生愛戴。1934年，在爺爺65歲生日之際，他的眾多學生為了表達敬意，決定給老先生立一塊“教澤碑”。而寫碑文的任務，學生們公推曹老先生的長子曹靖華來完成。曹靖華不好下筆，把寫碑文的事，寫信轉托給魯迅先生。當時的魯迅正生著病，但看到曹植甫的感人事跡后，欣然應允，回信說：“這個碑文一定寫，但正在病中，容緩緩。”僅僅過了半個月，魯迅便寫成了《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

    “從魯迅文集上看，這應該是魯迅寫的唯一的一座碑文。”曹彭齡說，后來毛主席在重慶接見巴金、父親曹靖華的時候，詢問父親知不知道曹植甫。父親很好奇，毛主席怎么知道這事，毛主席答曰：知道“教澤碑文”的故事。

    碑文寄到盧氏后，爺爺堅決不讓立碑，并說出這樣一番話：“魯迅是大家，我只是一個鄉村教師而已，只求不誤人子弟，受不起這樣的禮遇。但魯迅的碑文我留下，把它作為對我的一種勉勵。”不過，當時題寫碑文的青石已經運到村口，爺爺說把青石作為一個井臺石吧，他每次來取水的時候，就能想到魯迅的鼓舞。

    曹彭齡說，現在五里川的那座碑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由當地政府立的。

    伉儷情深，夫婦同抗病魔

    “對不起，得打斷你們一下，他必須吃藥了。”不知不覺四個多小時的采訪時間過去了，這時曹彭齡的老伴兒盧章誼一手端著水，一手拿著一瓢藥，讓他服下。曹彭齡笑道：“聊開了，忘記吃藥了。”

    服了藥，曹彭齡接著說：“現在離不了藥啦，必須按時吃。老伴兒也是，須一直吃藥。”

    說起老伴兒，曹彭齡的眼眶濕潤了。

    當年，為了支持曹彭齡的工作，新華社同意將身為新華社記者的妻子借調到他所在的武官處工作，而他們的工作地點正是中東最亂的地區。這樣，她往往都是“跟著愛人上戰場”。盡管任務繁重，條件艱苦，但妻子始終無怨無悔地以記者的敏感、細致和熱心，協助曹彭齡做了大量的工作，輔助他圓滿完成了任務。

    “當年，她義無反顧地跟著我，哪里困難去哪里，從不喊苦喊累；而今，由于免疫系統破壞，她不幸罹患‘肺部間質性纖維化’，CT拍出的片子上，肺下部就像玻璃被石子砸過，布滿蛛網一樣的裂紋，也從不抱怨。我心里愧疚得很，真希望這些事都發生在我身上，別讓她遭受這無妄之災。”曹彭齡說，現在他能做的，就是天天陪著老伴兒去醫院做治療，一起與病魔做斗爭。

    “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踏踏實實，心思完全放在了國家上。為了國家、為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