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曹彭齡被任命為駐黎巴嫩使館武官。

    當時，黎巴嫩國內基督教與穆斯林兩大教派的內戰已持續8年，仍無平息跡象。素有“中東小巴黎”之稱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槍聲、炮聲、急救車的呼嘯聲和炸彈的爆炸聲中度過。

    1984年1月，因工作關系，曹彭齡的愛人盧章誼由新華社派往黎巴嫩分社任記者。

    “妻子到任后首要的是學會判斷炮聲，好決定自己是留在辦公室繼續工作，還是到樓梯、走廊等相對安全地點暫避。”曹彭齡說，每次炮擊過后，使館院內和窗戶陽臺上都可以拾回一捧彈片。

    作為武官，曹彭齡要經常保持與駐在國國防部官員的聯系，由使館前往駐在國國防部必須穿過數公里的“綠線”，而那里正是各教派狙擊手經常出沒和遭到炮擊的無人地帶。在掌握了炮擊規律之后，曹彭齡總是設法趕在炮擊前，飛快地穿過“綠線”。而每次過后，都從電視及報紙上知曉，炮擊的地點，恰恰是10多分鐘前他們驅車經過的地方……

    1984年春季，穆斯林各派武裝占據中國使館所在的貝魯特西區之后，那里呈現無政府狀態。各武裝派別之間突發的火并，常常殃及使館。作為武官，維護使館安全責無旁貸。有一次突發沖突，曹彭齡讓使館其他人躲進地下室，他獨自在各樓層巡視。幾分鐘后，當他再次回到那個房間時，小窗的玻璃已被擊穿，順著墻上的劃痕，他在地上拾到一顆發燙的子彈頭。

    有一段時間，武裝分子搶車成風，外國使館幾乎沒有一家不被搶的。荷蘭武官有一次遭遇劫匪，他的司機不愿交出鑰匙，被劫匪開槍打斷雙腿。所以每次開車外出，曹彭齡都必須高度警覺，做好與武裝分子斗智斗勇的準備。有一次，曹彭齡和愛人去“綠線”附近核實民兵撤離情況，誤入原港口區，被四個劫匪發現了，他們跳上吉普車狂叫著追趕，曹彭齡趕緊掉頭沿海岸公路飛奔，因為前面有一個軍隊哨卡，可以保護他們。不料開到那兒才發現，軍隊哨卡不知何時撤走了，而劫匪的吉普車越來越近，情急之下，曹彭齡迅速拐到通往市中心的一條小街，拼命按喇叭、打指示燈。前面的車輛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一輛輛靠邊讓路，當曹彭齡從后視鏡中看到，劫匪的吉普車被其他車輛隔開時，才稍稍松了一口氣，從鬧市區安全地回到使館。

    “聊以自慰的是，在黎巴嫩那樣復雜的情況下，我駕車外出的次數和里程，并不少于專職司機，而沒有一輛汽車從我手中丟失。”說到這里，曹彭齡露出自豪的笑容。

  在黎巴嫩工作的4年中，曹彭齡對無休止的炮擊、爆炸、沖突、武裝綁架、劫持等，早已習以為常。當他們圓滿完成任務，回到祖國的那一天，最強烈的感觸就是：祖國真好，和平真好！

    遭遇戰爭，使命高于一切

    曹彭齡在黎巴嫩工作的后兩年，新華社同意將他的愛人盧章誼借調到武官處，協同曹彭齡工作。

    1989年6月，曹彭齡被任命為駐伊拉克使館正師職武官。11月，曹彭齡和愛人一起飛抵巴格達。

    經歷了8年的兩伊戰爭，伊拉克處處瘡痍，百廢待興。然而，伊拉克政權置伊人民期盼和平、休養生息的意愿于不顧，于1990年8月2日凌晨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引發海灣危機。

    戰爭的烏云一天濃似一天。以美英為首的北約成員國緊急動員、部署兵力集結海灣，戰爭一觸即發。

    那時，除緊張、繁忙的調研與外交工作外，如何保證中國在科威特、伊拉克近萬名勞務人員迅速平安撤離，是使館面臨的緊迫任務。而在伊拉克工廠工作的外國勞務人員，伊拉克當局要求他們像伊拉克工人一樣加班加點，并準備一旦打起仗來，一方面讓他們頂勞動力，一方面把他們當作“和平墻”，企圖借助這些“人質”所屬的國家政府及輿論壓力，讓美國不敢對伊拉克放手打。因而，撤離難度可想而知。

    當時，約旦是外交與勞務人員撤離的唯一通道，邊境上常常擁塞著大量的撤離人員。曹彭齡和使館人員利用與伊拉克軍方及與土耳其駐伊武官的關系，使部分在伊拉克北部工作的勞務人員就近取道土耳其回國。通過使館各部門協同，想方設法，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在戰前將全部勞務人員安全撤回。

    按照過去的慣例，遇到戰亂或戰爭，使館與武官處可以減員，但武官必須像釘子一樣釘在崗位上。曹彭齡在戰前代表使館黨委作動員時也是這樣表態的，而且作為武官，曹彭齡也迫切希望戰時留駐伊拉克，實地觀察這場舉世矚目的高科技、高智能的現代化戰爭。

    1991年1月13日，戰爭爆發前4天，當曹彭齡奉命與使館最后一批同志撤離巴格達時，他心中懷著深深的遺憾。1月17日海灣戰爭爆發當天，他們從約旦繞道柏林回到北京。

    回國后，按照要求，曹彭齡一天24小時待命，時刻關注戰局的發展變化。2月25日，當曹彭齡得到�；鸬南�息，便立即要求重返巴格達。戰后的巴格達沒有電、沒有水、沒有汽油、沒有燃料，使館原來儲存的汽油與煤氣都被洗劫一空，只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找到四只還剩半罐的煤氣罐，他們靠剩下的煤氣和一只小電爐，每天做兩頓飯。當時，他們嚴格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從大使、武官到報務員、司機一律平等，每天輪流值班。

    “我這個根本上不了臺面的‘廚師’，輪到值班的日子，也得圍起圍裙，舞動鍋鏟。”曹彭齡笑著說，好在大家團結一致，不論廚藝高低，照樣吃得很香。平時，除緊張、繁忙的外交及調研工作外，維修使館、清運垃圾、搬運油料也都一視同仁，大家一齊上。海灣戰爭期間，由于中國使館及新華社記者一律撤離，國內了解情況只能依靠西方媒體的二手資料。因而，使館人員一回到巴格達，便急于了解戰時美英先進武器效應，越是毀壞厲害的現場越是要去。然而，尋找汽油成了初到巴格達的首要任務。后來，他們通過朋友和軍方的幫助終于搞到了汽油，使戰時在國內未能弄清的問題，通過現場觀察和了解，漸漸找到了答案。

    完成使命，回國身患重病

    1993年6月，曹彭齡被任命為駐埃及使館副軍職武官。8月，他和愛人一起到開羅赴任。在此期間，因工作突出被晉升為少將。

    曹彭齡告訴記者，他和妻子學的都是阿拉伯語，早在初學時，他們就期盼著有朝一日能到埃及這個文明古國工作生活，當埋在心底幾十年的心愿變成了現實，心中的喜悅自不待言。但是曹彭齡也深知，駐埃及使館與武官處屬“大館”“大處”，因為埃及在國際上特別是在中東地區的重要作用，他們所肩付的使命絕不輕松。

    “從年齡看，這將是我軍事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我決心努力工作，在結束任期時，能畫一個圓滿的句號。”曹彭齡說，聊以自慰的是，在中埃兩國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等方面友好合作關系不斷發展的同時，兩國軍事外交與軍事合作關系也不斷發展。直到1997年8月，曹彭齡任滿回國。

    作為一名軍人，幾十年一直在國外工作，對國內基層部隊了解不多，他認為應趁腿腳尚健，去新疆、西藏、西沙、南沙等地，用筆寫一寫中國駐邊防海防基層的干部戰士。當他準備奔赴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