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城范氏家族的歷史淵源
 
    虞城范氏家族是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和文學家范仲淹的后代，自元末明初從蘇州遷徙以來，子孫繁衍，族業昌盛，已傳承二十七代，人口有四萬多，成為范仲淹家族在河南的重要支脈。由于種種原因，外界對虞城范氏家族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在河南有范仲淹如此重要的直系后裔，致使目前的范氏研究資料中對虞城范氏家族的信息言語不詳。本文依據近來范氏家族研究的最新資料，試對虞城范氏家族與范仲淹的關系及歷史淵源做一簡略闡述，不當之處，以求方家教正。
 
    虞城范氏家族的歷史淵源
 
    中華范氏是帝堯后裔的一支。春秋晉國六卿之一的士會，字季，富才智，善謀略，務寬厚。士會初封于隨（今山西介休縣），后又改封于范（今河南范縣），故史書中稱他為隨季、隨會、隨武子，又稱范會、范武子。他實為范氏之始，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余年。
 
    范氏得姓后，子孫繁衍，生生不息，遍及華夏各地。然而后裔遷徙從無定名，而世代云遙，家乘失傳，莫能悉考。唯有唐代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一支，自漢迄今確有可據。史載：后漢范滂傳至南北朝范曄，其裔孫唐朝宰相范履冰傳至六世范隋，初任幽州良鄉主簿，后調任浙江麗水縣丞，因中原戰亂紛起，不得還鄉，舉家居于蘇州吳郡，子孫遂為吳人。
 
    范隋被尊奉為蘇州吳郡范氏的始祖。隋生夢齡，夢齡生贊時，贊時生墉，俱仕吳越。北宋朝建立，范墉隨吳越王錢俶投宋，先后任武信軍和成德軍節度掌書記，宋太宗瑞拱二年調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于淳化元年卒于徐州任上，歸葬于蘇州故里。范墉生三子，長子仲滋，次子仲溫，三子仲淹。長子仲磁早殤；次子仲溫是天圣三年進士，官至太子中舍；三子仲淹字希文，是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范仲淹是范姓家族發展史上一位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為后世范姓眾多支派所祖所宗。
 
    范仲淹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他的父親范墉是武寧軍的節度掌書記——徐州軍事長官的秘書。范墉先娶陳氏，繼娶謝氏，仲淹是他的第三個兒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范墉便病逝了。謝氏貧困無依，只好抱著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東淄州長山縣（今山東鄒平縣附近）一戶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在朱家長大成人。
 
    范仲淹從小讀書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長山的富戶，但他為了勵志，常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讀書。他片讀不懈的精神給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每天只煮一鍋稠粥，涼了以后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幾根腌菜，調半盂醋汁，吃完繼續讀書。但他對這種清苦生活卻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書中尋找著自己的樂趣。
 
    三年多的時間，長白山上的書籍已漸漸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一個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隱秘。朱家一個孩子浪費不節，范仲淹看不習慣，批評了他，他反諷說：“我自用朱家錢，與你何干？”范仲淹迷惑不解，別人告訴他：“你乃蘇州范氏之子，隨太夫人來到朱家。”他這才知道自己原是蘇州范家之子，多年來一直靠繼父的關照度日。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動，愧憤交集之下，他決心脫離朱家，自樹門戶，待將來卓然立業，再接母歸養。于是他匆匆收拾了衣物，佩上琴劍，不顧朱家和母親的阻攔，流著眼淚，毅然辭別母親，徒步外出求學。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十三歲的范仲淹來到睢陽應天書院（今商丘市睢陽區）。應天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有校舍一百五十間，藏書數千卷。范仲淹十分珍惜嶄新的學習環境，“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靡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4年），范仲淹參加科舉考試，中榜成為進士。在鼓樂中跨馬游街時,他想到以往艱苦卓絕的歲月，隨口吟出這樣的詩句：“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余。”不久，他被任命為廣德軍的司理參軍,跨入了仕途的行列，真正實現了他“感奮自立”的人生抱負。
 
     廣德軍在今安徽廣德縣一帶，司理參軍是掌管訟獄、審理案件的官員，從九品。官職雖小，范仲淹卻從此可以享受朝廷的俸祿，有了獨立生活的經濟基礎。宋朝對官員的俸祿實行的是官佃制，即撥給入官者一定的土地，稱作職田，以土地的收入養家糊口。
 
    按照宋代的定制，從九品官員可以得到二至三頃的土地。其土地可根據官員的愿望，或者劃撥在自己的祖籍地，或者劃撥在自己任職的地方。范仲淹從小就離開了蘇州的祖籍，隨母親到了山東長山，長大后得知自己的身世，又脫離了山東長山自立門戶，所以蘇州和長山兩地都無法劃撥他的土地。范仲淹在應天書院苦讀了五年，從這里步入仕途，這里不僅有他的師生好友，更是他人生自立的起點，他的悲與憤、苦與樂與這里的土地息息相關，因此他對應天府充滿了情感，也對這座古城充滿了眷戀，他要求把職田劃撥在應天府（商丘）是非常自然的選擇。
 
    宋真宗景德三年改睢陽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又升格為南京，是京城開封的陪都。這正好是范仲淹來應天府書院求學考中進士的前一年。南京作為京城的陪都，是高官權貴的云集之地，封建時代又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其職田一般會按照官員的職位劃分等級和遠近。范仲淹作為一個從九品的小官，其職田不會劃撥在都城的近郊，只會被安排在遠離都城的地方。當時，應天府轄六縣：寧陵、楚丘、虞城、夏邑、谷熟、宋城，史料記載，范仲淹的職田被劃撥在了寧陵，這或許是官職大小的安排順序，或許是范仲淹自己的選擇，我們不得而知。
 
    有了自己的職田，有了生活的保障和經濟的來源，范仲淹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踐行自己的諾言，把母親接來贍養。于是后來他在職田地的寧陵安了家，又把同母異父的三個兄弟接到寧陵來共同生活，既可以照顧母親，又能夠管理職田。天禧元年，范仲淹調任為集慶軍節度推官（集慶軍轄境在今安徽亳州一帶），節度推官是幕職官，官職為從八品，其職田份額為六頃。這些新增的土地則被劃撥在了永城，永城是亳州的屬地，是范仲淹任職的地方，把土地劃撥在官員任職的地方也是朝廷的規定。
 
    宋仁宗天圣二年，范仲淹已經三十六歲，還沒有婚配，在其母親的一再催促之下，經密友李紘從中撮合，他與太子中舍李昌言之女結為夫妻，緣婚于應天府。李紘與范仲淹同年，兩人曾同在秘書省任校書郎，李紘又和范仲淹的妻子李氏是堂兄妹。李家世居應天府楚丘（今山東曹縣），是唐朝名將李靖的后代，也是楚丘的名門望族。其岳父李昌言的長兄李昌圖官至國子監博士，次兄李昌齡官至參知政事。范仲淹作為他們的侄婿，自然受到格外的照顧和關愛，幫助他把家安置在應天府是情理之中的事。這應該是范仲淹真正意義上的家，伴隨他度過了半生的歲月。富弼在《麥舟圖》的題詞中稱范仲淹的次子范純仁為“睢陽少年”，便是范仲淹家在應天府的最好證明。應天府唐朝時為睢陽郡，范純仁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出生于應天府，史有“純仁生于南都”的記載，又是在這里長大成人，所以有“睢陽少年” 之說。
 
    范仲淹在應天府安家落戶，有了安定的家室，便開始了他一生奔波忙碌的仕途生涯。天禧三年，他加秘書省校書郎；天禧五年，他調監泰州西溪鹽倉；天圣二年，他遷大理寺拯；天圣三年，他又被任命為泰州興化縣知事。其后出將入相，輝煌一生。隨著官職的變化，他的職田份額也在增多。除了寧陵、永城有他的職田，虞城也有了他的職田。據纂修于明朝萬歷十三年的《虞邑范氏族譜》記載：“仲淹，字希文，祥符八年進士，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這說明在虞城已經有了范仲淹的食邑之地。所謂“食邑地”其實就是官員的職田，這里不僅指明了他的職田，而且明確指出了職田的面積，是“食邑二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
 
    范仲淹對職田的管理，目前見證于史料的，主要是當年范仲淹與家人的通信。范仲淹書信中多次涉及到寧陵職田和永城職田的問題，可是并沒有提及虞城職田，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我們見到的范仲淹家書并非全部，而是極少的部分；二是虞城職田有另外的管理人員，比如有家族的人在管理等。根據明代以來的《虞邑范氏族譜》的相關記載來看，虞城的職田應該有家族的人在進行管理，這些家族人員是誰，史料中沒有詳細的記載，我們根據相關的史料分析得出，幫助范仲淹管理虞城職田的，很可能是他蘇州祖籍的范姓家人，如范仲淹的兄長范仲溫的家人或其他直系親屬等。因為當年范仲淹的孩子都還沒有成人，其余的親人有山東長山同母異父的朱姓兄弟，還有商丘妻子李氏的家眷諸人。家書中已表明朱姓兄弟在幫助照料寧陵和永城等地的職田，而李氏的家人多步入仕途，不可能幫助他管理農事。因此，幫助范仲淹管理虞城職田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祖籍蘇州的范姓家人。
 
    虞城范氏家族是范仲淹在中原的直系后裔。據纂修于明朝的《虞邑范氏族譜》記載：仲淹公生四子：長子純佑，蔭守將作監主簿，族稱監簿房；次子純仁，皇佑元年進士，相宋哲宗入逾五十年，謚忠宣，族稱忠宣房；三子純禮，仕至中大夫尚書右丞，謚恭獻，族稱右丞房；四子純粹，朝大夫戶部侍郎，族稱侍郎房。而虞城范氏始祖宗聰，乃文正公次子忠宣公之后，其相沿世系是：文正公一傳忠宣公，二傳正路公，三傳直業公，四傳公義公，五傳良臣公，六傳士正公，七傳宗聰公。宗聰公實為文正公之八世，于宋元鼎革之際，攜次子文理從蘇州吳縣返遷虞城，宗聰公遂為蘇州遷虞始祖。
 
    從族譜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范宗聰是范仲淹的嫡傳八世孫，于元末明初時期來虞城落戶，而后發展成為今天的虞城范氏家族。范宗聰當年只是布衣之身，為什么要從千里之外的蘇州來虞城落戶，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在應天府的虞城有其先祖范仲淹的職田存在，而且又有蘇州范氏家族的人在此管理耕種。
 
    范宗聰為什么會選擇移民虞城，找到了這個答案，便可以理清虞城范氏家族的歷史淵源以及與范仲淹的諸多關系。范宗聰移民虞城的原因，族譜中亦沒有涉及，僅在多處的文字中，顯示出宗聰公是“返遷”虞城。按照“返遷”的詞意，只有原來在這里住過，走了以后再次回來，才能稱為“返遷”。范宗聰是范仲淹的后裔，那么原來在虞城住過的肯定應該是范仲淹的家人，只有這樣，范仲淹的后代再來虞城才是“返遷”。由此我們完全可以推斷，當年為范仲淹管理虞城職田的，就是蘇州的范氏族人。也只有自己的族人，才可能把完整的家族信息傳承給后世，使二百多年后的范仲淹后裔范宗聰能夠知道河南虞城是先祖的居住之地，那里曾有先祖的眾多祖業，他才會不遠千里的從蘇州奔赴虞城，在自己的先祖地安家落戶，否則，他為什么沒有選擇比虞城更好的地方呢？
 
    從范宗聰來虞城的落戶之地，我們還可以大致了解當年范仲淹職田在虞城的位置。族譜記載，范宗聰來到虞城，落戶于現在的虞城縣賈寨鎮黎丘寺一帶，這可能就是宋代時范仲淹的職田所在地，大約位置就是今天的虞城縣古王集鄉和賈寨鎮一帶。范宗聰在這里安家落戶后，虞城范氏家族從此在這里繁衍生息，成長壯大，逐步發展成為明清兩代聲名遠揚的名門望族，一直到今天。
 
    虞城范氏家族的發展現狀
 
     范宗聰于元末明初時期攜次子文理從蘇州遷居虞城后，立業于耕耘，傳家以忠厚，時刻牢記先祖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教誨，遵仁、義、禮、智、信之良訓，守忠、孝、節、烈、廉之要詣，行功德好義之能事，其族人為官為宦，務農經商，執教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逐步發展成為虞城明清兩代歷史上最為顯赫的名門望族。人常說“一部《虞城縣志》，半部范氏家譜”，此話并非虛言。
 
    虞城范氏家族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也可以說是對社會的三個重要貢獻。
 
    一、在家族優良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涌現了一大批文武兼備、利國利民的社會英才，為范氏家族的歷史譜寫了光輝篇章。
 
     范宗聰父子以布衣之身來虞城落戶，可見當年艱苦卓絕之情形。《虞邑范氏族譜》記載：“初，公之來虞也，逾越險阻，相宅茲土，作之屏之，肇立家室。勤穡事以開基，本詩禮以傳家，其規模固已宏遠矣。”范宗聰雖是布衣之身，卻深諳先祖范仲淹的品德良訓，注重家人的教育和培養。因此傳至四世范俊，便中明宣德己酉科鄉舉，此時范氏家族人口還不足二十人，這對于一個在虞城落戶末久，勢單力薄的家族來說，該是多大的榮耀和激勵。族譜載：“俊，字世英，號潛齋。自幼聰敏，美儀容，卓犖奇志，少游庠序，英邁不群。中明宣德己酉科鄉薦。不以仕進為榮，益勵志于學。因讀《史記》，乃發憤曰：世豈無復司馬子長耶。自胄監告往南廱，欲親天下名師賢友，以終其業，不幸卒于高郵，終年三十九歲。”明代宣宗時，鄉試三年一開，每縣鄉舉者不過一二人，中舉者皆披紅掛彩，跨馬游街，以示榮耀。范俊的中舉為家族和社會樹立了榜樣和楷模，這種標桿效應很快便在家族中顯示出來。“公既歿，妻石氏貞節自矢，以撫幼孤。躬親教訓，以承公志。長子賢以國子釋褐擢順天府通判，次子貫授七品散官。一門簪纓，光震遠邇。此后，子孫繩繩，科第不絕，名臣賢士，絡繹數百年。”
 
    據清乾隆八年的《虞城縣志》和光緒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譜》記載，從明初至清末，虞城范氏家族中，有進士六人、舉人十四人、貢生一百零五人，秀才和生員不勝枚舉，在朝或在外為官者數百人，為其建坊旌表者三十多人。真可謂英才輩出，實不負為范文正公之后裔也。
 
    新中國成立以來，虞城范氏家族中涌現的優秀人才更是數不勝數。據《虞邑范氏族譜》統計，截至目前，在全國各地各條戰線上為國家和民族服務的虞城范氏族人達六千多人，他們之中有將軍、官員、學者、教授、也有知名的科學家、藝術家和企業家。
 
    二、建立范文正公祠，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為家族和社會的發展繁榮奠定雄厚的文化基礎。
 
    中國封建時代一直都有為望族顯仕建寺立祠的傳統。范仲淹作為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忠臣良相，從宋代時就受到朝廷及社會的廣泛尊崇。范仲淹去世時，宋仁宗免朝三日，以示祭奠。宋徽宗宣和五年，朝廷準為范仲淹立祠祭典，徽宗皇帝親賜文正公廟匾額為“忠烈”。全國各地的范氏家族及范仲淹生前任職之地紛紛建祠立寺，祭祀和紀念這位經天緯地的稀世英才。
 
    虞城范氏家族作為范仲淹直系后裔，滿門英烈，光耀閭里，請建文正公祠恰如其分。明天啟年間，任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的范志完、任浙江道監察御史的范良彥和任山西蔚州兵備道的范志懋共同呈請朝廷恩準，在虞城建立范文正公祠。據清代光緒二十一年的《虞城縣志》和光緒十四年的《虞邑范氏族譜》記載：“文正公祠在南門里大門面南臨二街，乃太史公良彥、司馬公志完、僉憲公志懋于明天啟年率族人呈請兩院題準建立，奉春秋二祭。”
 
    由于歷史的變遷和朝代的更替，范文正公祠曾遭到多次毀建。明朝末年由于戰亂，公祠毀于兵燹，直到清康熙年間才得以重建。清同治元年，公祠又遭火焚，致使譜牒俱失。范氏族人同心協力，捐資捐物，于光緒年間重修公祠。民國年間，族人再次增修公祠，使公祠愈加完善。經過歷次重修和擴建，至民國八年，范文正公祠與范氏祖祠東西相連，占地面積達六千平方米，是虞城古城里極俱特色和規模的建筑群。
 
    虞城縣的范文正公祠是明清兩代中原地區最為著名的官祭公祠，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歷史長河里，對教育后人，培育家族人才，匡扶正義人心，和諧社會關系起到了舉足重輕的作用。從公祠的對聯“派衍姑蘇貽謀遠，德留虞封世澤長”中，亦可看出范氏族人對先祖遺志的傳承和光大。
 
    三、效先祖之法，創義田義學，為范氏家族和社會打開慈善和諧之門。
 
    倡立義田，是虞城范氏家族對先祖宏德的繼承和發揚。據《虞邑范氏族譜》記載，虞邑八世范清于明萬歷初年效先祖范仲淹辦蘇州義莊之法，自捐土地五百三十畝為義田，以其收入資助貧困和舉辦家族事業。其后族人紛紛響應，其義田最多時達八百多畝，有效地解決了族人中的貧困和病老無依等問題，為和諧家族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
 
    義田的設立，開創了社會慈善之先河，為家族的發展和穩定奠定了物質基礎。義田設立之初，就按照當年蘇州義莊的先例，制定了嚴格管理使用制度，以保證其收入合理使用。家族規定，義田支消主要用于四個方面：一是用做范文正公祠和祖祠的修葺維護，二是每年兩次的祭祀支出，三是救濟家道貧寒或有天災人禍的族人，四是褒獎本族學業有成、桑梓鄉里的杰出人物。義田設立三百多年來，解決了范文正公祠幾次焚毀重建的資金困難，扶持幫助了無數的貧困家庭和孤寡殘幼者，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學有所成、興國利民的家族人才，增強了范氏家族的凝聚力，延續了千年不衰的宗族關系，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到民國年間，家族祭祀活動漸漸廢止，為了促進家族人才的成長，1946年，范氏家族在范文正公祠里辦起了“文正私立小學”，家族子弟全部免費入學，為培育家族人才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義田和義學都被收歸國有，家族義舉變為國家福祉。但虞城范氏家族開創的義田義學之舉，對社會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它開民間慈善事業之先河，為后世的延續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和借鑒。
 
    ■鏈接·人物
 
    范純仁是 北宋大臣，人稱“布衣宰相”，范仲淹次子，仁宗皇祐元年進士。父歿始出仕知襄城縣，累官侍御史、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哲宗立，除給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后拜相。哲宗親政，累貶永州安置。范純仁于徽宗立后，復觀文殿大學士，促入覯，以目疾乞歸。著有《范忠宣公集》。
 
    范純仁為人正派，政治見解與司馬光同屬保守派。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七八月間，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他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遭貶逐。司馬光復相后，堅持要廢除“青苗法”，對此，范純仁卻不為然。范純仁對司馬光說：“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廢言。”他希望司馬光虛心“以延眾論”，有可取之處的主張盡量采納。可惜司馬光并不以此為意，只把范純仁的看法當作耳邊風。司馬光盡廢新法，不能不說他帶進了自己的個人情緒的影響。蘇軾、范純仁等人相當惆悵地嘆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范仲淹在睢陽任官時，有一次，他讓兒子范純仁到蘇州去運一船麥子。那時候，范純仁還很年輕。麥船返回時，暫停在丹陽，他見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純仁問他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親之喪，無力運靈柩回家。范純仁聽了，便自作主張將一船麥子全送給了石曼卿，讓他作回鄉的費用。范純仁只身回到家中，因為送掉了一船麥子，不好向父親交賬，在父親身旁站立良久，始終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問兒子：“你這次到蘇州有沒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純仁回答說：“我看到石曼卿因為親人的喪事，耽擱在丹陽，沒有錢運靈柩回鄉。這時又沒有哪個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樣勇于救人于危難，所以真是求告無門。”范仲淹立刻對兒子說道：“為什么不把麥船送給他呢？”范純仁聽父親說出這話，心里一陣輕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經送給他了。”僅憑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風已經傳給了他的兒子。